1950年，天津南开大学举办校庆活动，没想到，学校创始人张伯苓前往参加活动时，却被禁止进入校门，甚至还遭到了呵斥和驱赶。这样的场面不仅让这位著名教育家当场蒙羞，还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伯苓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他一手创办了南开大学。

张伯苓是天津人，原名张寿春。

父亲是晚清秀才，他希望儿子能像他一样读书考功名。

不过，张伯苓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发展，而是选择了军校，因为他看到晚清政府中国军事的薄弱，想“以武救国”。

1891年，他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第二年进入航海驾驶班学习，师承严复。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威海卫服役的张伯苓亲眼目睹威海卫短短两日内三易旗帜，深感屈辱，当时他看到英国和日本的士兵魁梧强壮，动作整齐划一，而清廷士兵却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不振，有的甚至还在抽大烟。

张伯苓意识到，如果想要打败列强，武器装备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精气神。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张伯苓决定弃武从文，以教育救国。

张伯苓回到老家回到天津，在当地的富商老乡严修那里做家馆教席，讲授英语和数理化知识。

张伯苓和严修有着共同的教育理念，两人都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办学校，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

对“半路出家”的海军军官来说，办教育是很难的事情，为此张伯苓出国考察，以找到最适合中国人的教育方式。

1904年，张伯苓和严修把严家家馆改为敬业中学堂。

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视察后很满意，捐出了5000两白银，资助办学。

1906年，严修在南开的洼地购了一块空地来建新校，改称私立中学堂，张伯玲仁校长。

这也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了。

由于各类学科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堪称国内一流，南开中学很快声名鹊起，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求学。

但是张伯苓并不满足眼前的现状，当时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

因此，张伯苓决定办一所综合征性的大学。

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1917年，张伯苓去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18年，张伯苓回国后和严修四处筹钱办学。

在经费的筹措问题上，主要靠个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不过也有一些军阀主动为他们捐款。比如曹汝霖、军阀杨以德就给南开捐助很多。

学生因此抗议，反对曹、杨为学校董事，认为不能以校董换取捐款，否则有损南开名声，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1918年秋季，南开大学终于建成。

学校建设起来之后，张伯苓始终不忘自己开办学校的初衷，一是提倡“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倡导学生要有坚强的体魄和强健的精神。二是推崇科学兴国，从日本购买了多种理化仪器。三是格外注重爱国教育，让学生们了解当前的国际形势，注重凝聚学生们的爱国之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得势的日军第一时间就炮击轰炸南开学校泄愤，南开校园瞬间成了一片狼藉。

当时的张伯苓正在南京，他听到消息痛心不已。

蒋介石知道后，向张伯苓承诺“有中国就会有南开!”张伯苓感动不已，此后他奔走于国民政府，希望他们能支持重办南开大学。

之后，蒋介石兑现承诺，关照南开、北大和清华合并为临时大学，并在湖南长沙开学。

看着蒋介石帮助自己实现了愿望，张伯苓也想对他表示感谢，为此，他决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帮助蒋介石度过抗战的难关。

1948年，当国民党政府改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后，蒋介石三次电邀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尽管张伯苓身体不好，但他还是答应了，并和蒋介石约定，自己只担任考试院长三个月，而且还要兼着南开校长一职。

然而，到南京后，张伯苓兼任南开校长的条件就没能实现，国民政府免去了他南开校长的职务。

虽然张伯苓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并不长，但却一度成为了他无法抹去的“污点”，因为这个决定也造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南开。但是一些师生不但不欢迎张伯苓，反而要求以“战犯”的身份审判。

1910月17日，南开大学举办校庆，南开中学部大声呵斥他，拒绝让张伯苓参加，校庆结束大学部也只愿意让他坐在后排不起眼的地方，听一听学校组织的演讲。

张伯苓毕生心血建设的南开大学，最后却落到如此下场，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校庆后，张伯苓整日郁郁寡欢，没多久，他就因病在天津逝世。

在张伯苓的吊唁会上，周总理说：“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评论过去的人，张伯苓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

张伯苓这一生，爱国爱民，克己奉公，始终不改初心，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