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回忆，他领导不了父亲的老臣。他讲了一件事，有一年春节吴俊升来拜年，家里的孩子们自然也要给长辈拜年。吴俊升自然准备了红包，一人5000张银行本票。

众所周知，张学良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作霖。张作霖农民出身，他能够在乱世中一路坐上了奉系军阀首领的位置上，当然是有自己的过人之处的。

但张学良受父亲的精心培养，他有魄力“兵谏”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显然也是继承了张作霖的优点的，那为什么张学良却会说自己领导不了父亲的老臣呢？

从当时张作霖和吴俊升的反应来分析，我们也能得出答案。

吴俊升是奉系军阀的主要将领，也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按年龄排，吴俊升比张作霖大11岁，是张作霖拜了把子的二哥——他在过年时给张学良红包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问题在于，吴俊升给得实在太多了。

5000元银行本票的红包，在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多，不过在那时却是一笔巨款，有人换算称这相当于人民币数十万元，这样看来，这个红包可以说是“超标”很多了。

张作霖在看到张学良手上的5000元银行本票之后，大发雷霆地问道：“你哪里来那么多钱？”

当时张学良还不到10岁，一看父亲生气了，赶紧老老实实地“上交”红包：“是吴大爷给的。”这里的“吴大爷”自然指的就是吴俊升。

于是，张作霖又将吴俊升找来，对着自己的二哥也是一通发火：“过年给红包也不是这么个给法，你哪来那么多钱？”

吴俊升一看张作霖是真的生气了，当即就给张作霖跪下了，口中还解释道：“大帅，都是您给的钱啊！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我就是想给孩子们发个红包！”

听到这里，张作霖的语气也缓和了下来，他告诉吴俊升，没有必要给孩子这么大的红包，只要回到黑龙江好好为老百姓做事就行了，不要让老百姓骂娘。

吴俊升听了这话，更觉得惶然，恭恭敬敬地给张作霖磕头认罪，收回红包，回到黑龙江去了。

张学良在晚年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直言他当时觉得是“毛骨悚然”，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是因为吴俊升对于张作霖太恭敬、太“唯命是从”了。

按道理来说，吴俊升年长，又是“拜了把子”的哥哥，就算他送红包的事情办得不对，也没必要因为张作霖的一两句话就跪下磕头认错、以张作霖的话为“圣旨”。

但偏偏吴俊升这么做了，还没觉得有任何问题，这说明张作霖的老臣们对于他的敬畏早已“深入骨髓”，而这种敬畏是他们在长期共同战斗中形成的，也是张作霖长期恩威并施的手段导致的，绝对不是张学良能够“学”来的。

因此，张学良心里明白，父亲的老臣永远不可能对自己有这样的敬畏和忠诚，甚至他们还会觉得自己是“晚辈”、倚老卖老，想要领导这些老臣并没有那么容易。

其次，张作霖和他部下们的默契，也是张学良永远学不来的。

就像在拜年红包一事中，虽然张作霖的语气已经有所“缓和”，但吴俊升听完之后却更觉得“惶然”，这就是因为吴俊升实在太了解张作霖了。

他知道，张作霖让他回黑龙江好好做事，就是在提醒他，他在黑龙江的治理手段、治理结果都让人失望，他应该回去好好改进，否则有可能惹来更大的祸事。

事实上，虽然吴俊升是奉天四大重要军事人物之一，打仗能力也有目共睹，但他治理地方的能力着实有限。

在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督军、省长之后，不仅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还因为过于看中私利，而让当地百姓怨声载道。

张作霖在过年时特意点出了这一点，正是有意提醒吴俊升，而吴俊升也很快意识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才会“磕头认错”。

他认的不仅是“红包太大”的错，更是“在黑龙江治理不力”的大错，但两人都没有真正言明，这种默契并不是张学良能够与父亲的老臣们培养出来的。

虽然吴俊升出在1928年时山海关迎接张作霖，导致他也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并没有能够“领导”他。

但以小见大，我们可以推测，张作霖与自己其他部下的关系，大抵和吴俊升差不多，他们之间有同袍那种不用言说的默契，也有上下级那种敬畏和忠诚，他们对张作霖俯首帖耳，真心为帮张作霖实现他的“雄才”而战斗。

张学良始终无法做到这些，而且他的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都不如父亲，才导致东北军最终因内讧而彻底瓦解。

但这也不是张学良的错，就如同张学良和父亲深谈时提到的一样：“我统治不了你的部下，你也统治不了我的部下。”

他们父子俩都有自己的“老臣”，彼此之间的情谊和默契，并不是其他人可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