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2岁的维特根斯坦放弃癌症治疗，衣衫褴褛，贫病交加，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留下了对世界的最后告白：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2023.7.27维特根斯坦：“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62岁的维特根斯坦，躺在破旧木床上，衣衫褴褛，贫病交加，弥留之际，他平静地告诉朋友：“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话从一个散尽万贯家财、亲历两次世界大战、学术巅峰时选择隐退、一生矛盾痛苦的哲学家口中说出，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就连他的密友马尔康姆也坦言，考虑到维特根斯坦深刻的悲观和精神折磨，他的人生“是极度不幸的”，那么，这位被称作二十世纪最伟大哲学家的怪人，他的“幸福一生”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确实像一出精心编排的矛盾戏，他本是钢铁大王的公子，家财万贯，却偏要把钱财悉数散尽，过着节俭日子，甚至要仔细核对银行账户，确保一分不剩，仿佛那些钱是压得他喘不过气的石头，他骨子里悲观，时常感到痛苦，却又有着出奇的幽默感，能在朋友面前用口哨惟妙惟肖地吹奏贝多芬的交响曲。

他渴望爱与温暖，可自身的高标准和近乎冷酷的坦诚，又常常把想靠近他的人推开，他身处欧洲文化精英的顶层，却又那么向往和最普通甚至贫苦的人一起干活、生活，他在哲学上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开创了新的方向，却又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哲学”这门营生的鄙夷，在他看来，哲学该是纯粹的精神活动，不是用来混饭吃的。

他尽心尽力教导学生，却又真心建议他们别搞学术，这些看似拧巴的特质，在他身上却奇妙地统一着，这一切行为背后，是他一辈子都在努力剥离生命中那些偶然的、外在的东西，想要摸到某种纯粹而本质的人生意义。

这份对“纯粹”的执念，首先就拿自己的万贯家财开了刀，父亲1913年去世，留给他巨额遗产，他呢，转手就散了个干净，一部分匿名捐给奥地利的穷艺术家，比如里尔克和特拉克尔，剩下的全给了姐姐们。

他的想法也怪，钱给富人，锦上添花，意义不大，钱给穷人，搞不好会害了人家，让他们堕落疯狂，在他看来，这财富压根儿就是个包袱，是与生俱来的偶然之物，必须扔掉，才能轻装上阵，追求他认定的精神自由。

摆脱了物质的拖累，维特根斯坦便把惊人的精力投入到他热爱的精神世界，尤其是音乐和机械，这可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业余爱好，他做什么都追求极致的纯粹和专业，他的单簧管吹得相当不错，口哨技艺更是叫人拍案叫绝，马尔康姆就记录过，维特根斯坦能用口哨为他吹奏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片段，准确性和表现力都惊人。

而在机械方面，他从小就天赋异禀，在自家地下室捣鼓出一台能用的缝纫机，让姐姐们很是吃惊，成年后，他研究航空，还造过用在飞机上的喷气反作用螺旋桨，最能体现他对纯粹与精确极致追求的，恐怕还是1926年到1929年间，他给姐姐赫尔敏设计并建造的那幢房子。

他亲自操刀，图纸上所有没用的装饰一概去掉，只保留有明确功能的部分，每个细节都要求绝对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完全不计成本和时间，这份对纯粹的较真儿，自然也延续到了他待人接物和社会观察上。

维特根斯坦最烦的就是装腔作势，他为人直率，有时甚至粗鲁，衣着永远简单整洁，剑桥三一学院那种衣冠楚楚、谈吐优雅的聚餐，他去过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就因为没打领带挨了副院长的说。

他跟学生坦言，实在受不了那里那些人的装模作样和空洞言辞，这不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那些“一律洋服，态度轩昂”的“四条汉子”，他们代表的那种硬撑出来的、自以为是的“精英”派头，正是维特根斯坦最看不上的。

他自己虽然从1939年到1947年是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可二战期间却跑去伦敦的医院当护工，后来又在纽卡斯尔的医学实验室干活，最终还辞掉了教授职位，恐怕在他心里，从没真把自己当成那种“教授”。

他看得很清楚，很多社会精英表现出的“范儿”跟他们肚里的真才实学不成正比，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也跟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相称。这种形式大过内容的浮夸，在他看来就是一种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