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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

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华宁县,家里穷得叮当响,靠老爹的小酒坊勉强糊口。14岁那年,父亲被日军炸死,他辍学接手酒坊,硬着头皮撑起家。小小年纪就琢磨酿酒技术,把每斤酒的苞谷用量从三斤降到两斤,产量上去了,家里日子也好过点。这股钻劲儿,算是他后来成功的底色。 1944年,他跑去昆明读书,接触学生运动,开始关心社会事儿。1948年回乡当老师,顺便给共产党当情报员。1949年参加解放军,后来转到地方工作,从征粮队长干到玉溪盘溪区区长,1952年入了党。可惜1957年反右运动,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干苦力。农场里种地、酿酒、压糖啥都干,媳妇马静芬也陪着他熬。1961年起,他在新平畜牧场和戛洒糖厂干领导,硬是把糖厂带到年赚30万,能力慢慢显出来了。 1978年平反后,1979年他接手玉溪卷烟厂。那会儿厂子快倒闭了,工人没劲头,设备老掉牙。他搞了个“包干制”,工资奖金跟产量挂钩,工人一下来劲了。他还跑美国学技术,引设备,建了70万亩烟草基地,原料抓得死死的。结果呢?玉溪卷烟厂成了亚洲第一,“红塔山”火遍全国,年产值200亿,国家税收哗哗进账,褚时健就这么成了“烟草大王”。 他管厂子那17年,真的是苦干出来的。烟草这行,利润高得吓人,玉溪卷烟厂一年给国家交的税,比好多地方财政还多。褚时健自己也拿了不少奖金,公开的说法是17年累计400万。这在当时不算小数目,可比起厂子赚的钱,算个零头。他觉得自己这是正当回报,毕竟没他,厂子早垮了。但这400万怎么发的,谁批的,账目清不清楚,外人就不知道了。 1994年,中央纪委接到举报,查退休干部和贵州腐败案时,褚时健被牵出来。1995年,他媳妇马静芬因为盆景交易被查,女儿褚映群也卷进去,后来在狱里自杀。1996年,他在河口边境被抓,1997年逮捕,1998年开除党籍。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院开庭,检察院说他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外加40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褚时健在法庭上不慌不忙,陈述里直接否认受贿那堆大数字,说没拿过这些钱。但400万违规收入,他认了,说这是17年多发的奖金,自己有错,判啥都接受。这话听着挺坦荡,可细想有意思——3630万那么大的数,他死不认,400万却痛快承认。真没拿那堆钱,还是证据抓不住他?检察院说他通过供应商拿贿赂、搞合同回扣,辩方却说部分款项是合法奖金。法院最后定了贪污和财产来源不明罪,判他无期徒刑,没收20万财产,政治权利也没了。 这案子一出,社会炸锅了。有的人说,反腐就得这么狠,管你多大功劳,贪了就收拾。也有不少人觉得可惜,褚时健当年给国家赚了那么多,400万算啥啊,3630万是不是搞错了?争议归争议,褚时健进了云南第二监狱,人生好像就到头了。 这审判有几点挺耐人寻味。第一,3630万加100万港币、30万美元,折算下来好几千万,证据到底多硬?他不认,法院咋认定的?第二,400万违规奖金,他自己说是17年多发的,平均一年二十多万,在烟草这利润大户里不算离谱,可为啥算违规?第三,他管厂子那会儿,制度乱七八糟,奖金、回扣的界限本来就糊涂,这账能算清吗?这些问题,判决书没细说,外人也只能猜。 2002年,褚时健74岁,因为糖尿病保外就医出了狱。换别人这岁数早歇了,他不干,跑去哀牢山承包2400亩荒地种橙子。种橙子不是随便玩玩,他找专家学技术,调土壤,挑苗子,硬把荒山弄成橙园。2005年,第一批橙子上市,先叫“云冠”,后来改成“褚橙”。这橙子皮薄汁多,味道好,市场一下就火了。 2011年,他公司新平金泰果品年利润超3000万,固定资产8000多万,褚橙卖到北京、上海,成了高端水果招牌。2018年,90岁的他还搞了个云南褚氏果业公司当董事长,忙着升级品牌。2019年3月5日,他病逝,91岁。死前,他用橙子证明了自己还能干大事,不少人夸他韧性强,说他是企业家精神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