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车站，31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刚走到检票口，就被连开三枪，当场重伤。这是一场震动全国的政治暗杀，从他中枪那刻起，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整整68个小时，一切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国家的希望、政体的走向，还有他那始终咬紧牙关未说出口的“如果”。 中枪后，他一边流着血，一边低声喊：“我中枪了！”于右任和黄兴赶来时，他还没昏厥，第一时间不是问“会不会死”，而是嘱咐了三件事：把自己的藏书捐给图书馆、老母年迈请人照料、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别因为他倒下了，就停下救国的脚步。 医院连夜为他动了两次手术，子弹被取出来了，但医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因为子弹是带毒的。伤口出血不多，但毒素开始侵蚀五脏六腑，宋教仁痛苦的翻来覆去，呻吟声一阵比一阵低。他知道自己熬不过去，便拉着黄兴说：帮我写一封信，给袁世凯。 这封信没一句怨言，只说自己“平生束身自爱”，劝袁“开诚心，布公道”。意思很明白：我倒下了，但你不能毁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说这些话时，他已经无法坐起，眼神却还是亮的。黄兴落笔时手在抖，写到最后一句“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他再也绷不住，把纸放下，转过头悄悄抹了把眼泪。 此时的宋教仁，还不知道是谁要了他的命。但他隐隐猜到，背后的人，不愿意看到一个以选票为基础、架空总统实权的责任内阁出现。而袁世凯，正是那个无法被架空的人。 22日凌晨，宋教仁的心跳开始紊乱，手脚冰凉。他一遍遍念叨：“调和南北、集中力量对外……不能让民国毁在内耗里……” 他死后，国民党人决定为他拍一张遗照。黄兴主张整理仪容、穿西装拍一张干干净净的；但有人坚持必须留下他赤裸上身、弹孔清晰可见的真实模样。最终，两张照片都拍了，一张像在沉睡，一张像在控诉。 三天后，行刺者武士英在租界落网，很快，主使应夔丞也被抓，警方在他家搜出电报和书信，信中出现了两个名字：赵秉钧和洪述祖。前者是袁世凯的国务总理，后者是内务部秘书。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但事情没完。不到一年，这些关键人物接连“出事”：武士英在狱中暴毙，应夔丞被刺，赵秉钧“突发中毒”，洪述祖则逃往日本。 直到1917年，宋教仁之子宋振吕亲自追踪，将洪述祖缉拿归案，两年后，洪在北京西交民巷执行绞刑，行刑时因操作失误，竟然身首异处。 但即便如此，这个案子的终极幕后，始终没有定论。 黄兴曾写过一副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我说，确是袁世凯。” 这句话没进史书，但进了民心。 宋教仁死后不到三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果然走上了他最担心的那条路。只是所幸，梦醒得快，民心没让这场笑话持续太久。 如今，宋教仁的墓地就在他遇刺不远处。墓前雕像沉静、坐姿端正，眼神里仿佛还有话要说。但他留下的遗照、留下的书信，甚至那句“我死后请继续救国”，都像一枚烙印，留在后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