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5岁的李仙洲饭量极大，一次能吃7个二两重馒头，五六个窝窝头，在功德林中有三得，吃得拉得睡得，这日又对沈醉讲“我是有名的大肚皮”，沈醉不甘示弱的回到“我的分量也不小。”而后两人便开始比饭量。 李仙洲这辈子活得那叫一个实在，打小在平度农村长大，家里祖辈都是土里刨食的老庄稼把式。 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村里当教书先生，日子过得四平八稳。 要不是三十岁那年朋友撺掇，他这辈子可能就跟锄头扁担打交道了。 1924年跟着老乡南下广州考黄埔军校，这步棋走得实在，直接改写了后半生。 黄埔那会儿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天不亮就吹起床号，半夜里还搞紧急集合。 单说那队列训练，大太阳底下站军姿，汗珠子顺着脊梁沟往下淌，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李仙洲山东大汉的倔劲儿上来了，硬是咬着牙扛过新兵训练，结业后分到国民革命军当了个小排长。 北伐那会儿跟着大部队从广东打到武汉，子弹擦着耳朵飞是常事。要说这人命大，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十来年，愣是连块油皮都没蹭破。 抗日那阵子他算是混出名堂了，台儿庄会战带着弟兄们守阵地，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清点人数全团就剩二十来号人。 后来在豫东会战带着整编师跟日本人死磕，硬是把鬼子拖在黄河边上三天，给后头部队争取了转移时间。 等到了四十年代，肩膀上扛着两颗金星当中将的时候，山东地面上提起"三李"——李仙洲、李品仙、李延年，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1947年莱芜那场仗，当时国民党在山东摆开阵势要跟解放军决战，李仙洲带着几万人马往前线开拔。 哪知道解放军玩了个声东击西，先是佯攻兖州，接着主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绕到莱芜外围。等发现被包了饺子，重武器全陷在烂泥地里动弹不得。 最后清点俘虏名单，堂堂中将师长蹲在战俘营里啃窝头，这落差搁谁身上都够受的。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的都是国民党大官，待遇比普通监狱强点。每人发套蓝布棉袄，屋里生着煤球炉子，逢年过节还能吃上顿肉。 可再好的条件也架不住心里憋屈，好些个将军司令整天长吁短叹。唯独李仙洲活得自在，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用井水擦身子，数九寒天照样光着膀子冲凉。 逢人就说他的养生三件套：吃得多、拉得畅、睡得香。 要说吃饭这事儿，老李在功德林可是出了名的大胃王。1959年那会儿他六十五了，早饭能干掉七个二两重的白面馒头，外带五六个玉米面窝头。 有回跟军统出身的沈醉较劲，俩老头比赛吃饭。你添半碗我加一勺，最后炊事班准备的籼米饭见了底，管理员赶紧出来打圆场。 后来这事儿成了战犯管理所的头号趣闻，连管教科长做思想报告时都拿这个当例子，说改造得好的人连吃饭都香。 在里头待了十三年，李仙洲算是把日子过明白了。别人嫌伙食差，他端着碗籼米饭拌酱油吃得津津有味；有人抱怨睡木板床硌得慌，他倒头就能打呼噜。 放风时间绕着院子遛弯，见着地上有杂草还顺手薅两把。管教干部都说，这老头要是换上粗布衣裳，活脱就是个庄稼老汉。 特赦令下来那天，管理员念到"李仙洲"三个字的时候，老头正蹲在菜地里捉虫。拍打拍打裤腿上的土，回屋卷起铺盖就走。 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北京，他非要回山东老家。说城里楼房住不惯，还是乡下土坯房接地气。后来挂了个省政协的闲职，逢年过节有干部来慰问，他总拿自家种的瓜果招待人家。 晚年住在济南城郊的小院里，李仙洲保持着在功德林养成的习惯。天蒙蒙亮就起床打拳，早饭照旧是馒头稀饭就咸菜。 街坊四邻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总爱请这老头去坐主桌。倒不是冲着他当过将军，主要是稀罕老人家吃饭那个香劲儿。九十多岁的人，牙口好得还能啃烧饼，说话中气足得隔着院墙都听得真真的。 1988年冬天，九十四岁的李仙洲在睡梦里走了。街坊们都说这老头走得有福气，头天晚上还吃了两大碗炸酱面。 追悼会上来送行的人不少，有穿中山装的干部，也有粗布棉袄的老农。大伙儿凑在一块儿念叨的，不是他当年带兵打仗的威风，倒是那些吃饭比大小、寒冬冲凉水的趣事儿。都说人活到这份上，才算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