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1956年，36岁的张爱玲蜷缩在租来的公寓里，她手里攥着药瓶，指节发白得能看见青筋。这瓶托人弄来的堕胎药已经在她床头柜上搁了三天，直到此刻她才咬开瓶盖。   药片哗啦啦洒在桌面上，有几粒滚到了地板缝里，她胡乱抓起一把塞进嘴里，喉咙里干得发疼也硬是咽了下去。   肚腹开始绞痛的时候，窗外正飘着纽约冬天的第一场雪，汗珠子顺着她苍白的脸往下淌，把枕巾洇湿了大片。   她记得母亲当年生弟弟时也是这样疼得直哼哼，可那时家里好歹有接生婆候着。   此刻她只能抓着床头的铁栏杆，听着暖气管发出空洞的嘶嘶声。当那股温热的血流终于涌出来时，她几乎是滚着跌进了卫生间。   马桶里的血水打着旋儿消失的瞬间，张爱玲突然想起16岁那年被继母关进小黑屋的情景。   那时她还能趴在门缝里看外头的光，现在眼前只剩白瓷砖上蜿蜒的水渍。她捧起冷水往脸上泼，镜子里的人影晃得厉害，分不清是手在抖还是水在晃。   这个没出世的孩子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半年前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遇见赖雅时，这个六十五岁的德国老头正裹着破呢子大衣在壁炉前打盹。   他给过她半块黑面包，用生硬的中文念她书里的句子。后来他们搬到布鲁克林的小公寓，下雨天要用搪瓷盆在屋里接水，赖雅的退休金刚够买止痛药，她给香港报馆写稿的稿费总被邮局耽搁。   张爱玲不是没动过留下孩子的念头，有天夜里赖雅咳得厉害，她蹲在床边给他拍背，突然说要不咱们留下这个孩子吧。老头摆手的动作带翻了床头的水杯，玻璃碴子扎进她脚背也没觉出疼。   第二天赖雅拄着拐杖去教堂求了整日，回来时大衣兜里揣着药瓶，说已经托神父找好了医生。   打胎后的第七天，张爱玲硬撑着去邮局取汇款单，路上碰见卖热狗的小贩，油滋滋的香味勾得她直犯恶心。   邮局职员隔着玻璃窗打量她纸片似的身板，嘟囔着现在的中国人真够瘦的。她把汇票仔细折好塞进内衣夹层，路过药店时买了最便宜的止血棉。   这样的日子又捱了10年。1967年，赖雅在养老院的铁架子床上咽了气。张爱玲把他那件呢子大衣盖在遗体上，发现袖口补丁里还藏着当初文艺营的火柴梗。   护工进来催缴费单的时候，她正对着窗户发呆——外头梧桐树的叶子黄得跟她第一次见赖雅时他围巾的颜色一模一样。   往后的28年，张爱玲搬了不下二十次家，洛杉矶的公寓管理员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1995年9月初，等警察破门而入时，电视机还在播着午夜节目，沙发边的纸箱上摞着未拆封的信件，最底下压着本泛黄的《倾城之恋》。   她最后住的那间屋子收拾得异常整洁，连牙刷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摆，壁橱里挂着那件呢子大衣，口袋里除了止痛药瓶，还有张婴儿袜子的购买票据，日期停在1956年飘雪的那天。   窗台上搁着个铁皮饼干盒，里头塞满了没寄出的手稿，最上面那页写着“人生就像爬满虱子的华袍，看着光鲜罢了”。   信源： 中国新闻网——张爱玲的两段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