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我太太的死唤醒医生的良知！”2006年，北大医学教授熊卓为，因身体不舒服在本院进行手术，谁知术后7天不幸去世。丈夫王建国调查出医院的惊人真相。 2006年10月的夜深了，北京秋意渐浓，王建国坐在空荡荡的书房里，桌上摊着一堆医疗档案。妻子熊卓为的葬礼刚过三天，房子里静得可怕，连钟表的滴答声都显得格外刺耳。他点亮台灯，翻开那些白纸黑字的病历，每一页都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心。 作为医学界的同行，王建国看得出门道。妻子从入院到手术，再到最后离世，这短短七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越看越不对劲，术前检查报告显示熊卓为的各项指标虽然有异常，但远没到非开刀不可的地步。更让他困惑的是，手术记录上的签字时间和他记忆中的不一样，护士交班记录也有好几处涂改痕迹。 时间回到两个月前的夏天，熊卓为刚从实验室回到家，说自己总觉得肚子不舒服，吃不下饭。王建国当时还开玩笑说：＂你天天在医学院教书，自己身体出问题倒看不出来了？＂熊卓为是北大医学院的教授，专门研究消化系统疾病，在学术界小有名气。她教书三十多年，培养了不少医生，平时最看不得医生马虎对待病人。 那时候，熊卓为还和王建国商量过要不要到别的医院去看看，但考虑到自己在本院工作多年，对这里的设备和医生都熟悉，最终还是选择在本院治疗。＂在自己家门口看病，总归放心些。＂熊卓为当时是这么说的。 王建国记得很清楚，妻子入院那天是8月15日，正值中秋节前夕。熊卓为收拾了两套换洗衣服，还特意带上了正在写的学术论文，说住院期间正好可以静下心来整理思路。她对手术并不太担心，甚至还和同事开玩笑说：＂这下可以好好休个假了。＂ 手术安排在8月18日上午，主刀医生是消化外科的主任，在医院里威望挺高。术前谈话时，医生信心满满地说手术风险不大，最多住院一周就能出院。熊卓为还对王建国说：＂看来这次真的是小题大做了，早知道就不住院了。＂ 但是现在翻看这些记录，王建国发现了不少问题。手术时间比预计的要长，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2点才结束。术中出血量的记录前后不一致，麻醉师的签字时间也有蹊跷。最关键的是，术后前三天熊卓为的各项指标都还算稳定，从第四天开始突然恶化，但病历上对这个转折点的描述却很模糊。 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建国像变了个人似的。白天在自己的科室正常工作，晚上就开始他的＂私人调查＂。他先是找到了当时参与手术的几个护士，其中一个小护士悄悄告诉他：＂王大夫，我觉得那台手术有问题，但我不敢说。＂原来，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出现了操作失误，误伤了一根重要血管，导致大出血。为了止血，手术时间从预计的两个小时延长到了五个小时。 更让王建国震惊的是，术后第一天熊卓为的血压就开始不稳定，但值班医生并没有及时调整用药方案，而是简单地加大了止痛药剂量。一位当班护士后来私下对王建国说：＂熊教授当时还是清醒的，说自己感觉不对，要求检查，但值班医生说是正常反应，让她别多想。＂ 王建国调取了手术录像，发现关键的几分钟被＂技术故障＂删除了。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透露，这些录像在术后第二天就被相关领导调走了。更离奇的是，熊卓为的主治医生在事发后不久就被调到了外地进修，至今没有回来。 最关键的发现来自于病理科的一位老同事。他偷偷告诉王建国，熊卓为的手术切片显示，肿瘤其实是良性的，根本不需要大范围切除。＂老王，你太太的病完全可以保守治疗，开刀是多此一举。＂这句话如晴天霹雳，王建国这才明白，妻子的死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王建国还发现，医院的手术安排记录被人动了手脚。原本熊卓为的手术排在下午，临时改到上午，而且更换了麻醉师。当时的麻醉师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医生，经验不足。正是这个年轻麻醉师在术中用错了药物剂量，导致熊卓为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面对这些证据，王建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妻子临终前的最后几句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老王，我总觉得哪里不对，你一定要查清楚。＂熊卓为作为医生的直觉是对的，她感受到了身体的异常变化，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治疗。 医院的院长找过王建国几次，暗示他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偿，条件是不要再追究此事。＂王大夫，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不容易，何必闹得这么难看？＂但王建国一口拒绝了。他想起妻子生前常说的话：＂医生最重要的是良心，没有良心的医生不配穿白大褂。＂ 最终，王建国决定公开所有调查结果。2007年春天，他在一次医学研讨会上站起来，声音颤抖但坚定地说：＂我要以我太太的死唤醒医生的良知！＂他详细列举了医院在熊卓为治疗过程中的各种失误和掩盖行为，现场一片哗然。 会后，有同事劝他：＂老王，这样做值得吗？你把医院得罪死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王建国回答：＂我太太一辈子教书育人，培养了那么多医生，如果她的死能让更多人重视医疗安全，让更多医生找回良知，她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