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天，龚渭清手里提着一担药材，正沿着险峻的山道往黔东赶，他知道这批药不是普通买卖，而是给红军救命用的，可他还没走到目的地，就被一队国民党士兵拦了下来。

对方早就得到风声，说他暗地里通红，盘查、威胁、鞭打，龚渭清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扔在镇边，身上伤痕累累。

龚渭清是彭水一带有名的大爷，开店做生意，还管着哥老会，表面上是个地头蛇，实则心系红军，他和贺龙的交情不是一般的熟。

早年间贺龙带兵驻彭水，两人喝了几次酒，结成了把兄弟，那个时候，贺龙刚刚起步，人不多，枪不够，盐粮都难搞，龚渭清看在兄弟情分上，不但没嫌弃，反倒成了最早一批在背后帮忙的人。

1934年秋，贺龙带着红三军到了黔东，那会儿是实打实的苦日子，物资紧缺，部队里连盐巴都没有，士兵吃着淡饭，嘴唇发白，走起路来都打晃。

贺龙实在没法了，想到了远在彭水的老兄弟，写信让人带过去，信送到龚渭清手上，他没二话，翻出压箱底的银元，一共五百块，拿去换了四千斤盐，用骡子驮着往前线送。

这事儿办得极隐秘，他不能让人看出一点端倪，表面上说是往前线去做药材生意，实际是给红军送命根子，途中有几处关卡，都是国民党设的检查点，他带着几个心腹兄弟，磨破嘴皮子、塞银子、讲江湖道义，好歹是把盐送到了。

红军接过盐的那天，有个老兵当场哭了，连着半个月，他们吃的饭连汤都淡得发苦，现在突然有了盐，整个人都活过来了，贺龙看着那批盐，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狠狠记住了龚渭清的这份情。

事情过了没几个月，红军又遭大病流行，一大票战士倒下了，高烧、咳血，缺药缺得厉害，贺龙一看，还是得托老兄弟去想办法，这一次，比上次更难。

龚渭清要采买药材，光是银子就要八百块，更要紧的是这些药可不能被人发现去向，他让家人把钱换成现货，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药商，领着两担药材往江对岸走。

就在他快到根据地边缘的时候，消息走漏，国民党区长袁仲英带人设卡盘查，龚渭清死撑，说是给山里瘟疫人家送药，对方不信，动手搜了他的行李，又抓了他的人拷问。

有士兵在旁边耳语，说这个人就是之前送盐给红军的，袁仲英一听，亲自出马审人，提刀上去吓唬，龚渭清冷冷看着他，什么都没说。

他挨了一夜的打，满身血迹，第二天，国民党人怕消息传开，干脆把人处理了，他死时才41岁，正是一个男人最硬朗的时候。

镇上有人偷偷收了尸，把他葬在家门口的老山坡上。消息传到红三军时，贺龙沉默了好久，说：“我贺龙这辈子欠他一命。”后来打到黔西北，贺龙还特地交代：“有机会，就为龚大哥报仇。”

龚渭清帮红军，是冒了天大风险的，别看他表面上在彭水混得风生水起，实际上国民党早就对他有疑心，他是哥老会头子，江湖上讲兄弟义气，跟谁走得近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那两次送物资，本质上就是在与国民党作对，别说“佯败”，他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不少人误以为他只是个送货的，其实他和红军之间的关系远不止如此，当年贺龙被围困乌江，走投无路时，也是龚渭清出面拖住国民党的耳目。

他用自己在商界、江湖上的人脉，拖住了好几股地方武装，让红军趁夜突围，贺龙事后说，要是没有这点缓冲时间，红三军可能就全军覆没了。

关于“佯败”、“让路”这些说法，放在当时确实不多见有明文记载，但你要细想，这些人在做的，不就是明面上假装顺从，暗地里帮忙么？龚渭清表面当的是彭水大爷，商人身份，嘴上跟国民党套近乎，背地里给红军修路、送物资、瞒消息，这不就是一种“佯装败退”的策略？

除了龚渭清，还有人也干过类似的事，张振汉就是个典型，他原来是国民党中将，打仗输了被红军俘了，本以为他会抵死不降，结果人家看了红军纪律，彻底改了心。

后头不仅加入红军，还帮贺龙出主意、筹药材，虽然他没直接堵过红军的路，但用他的身份转化成帮助，也是一种“让路”。

红十八师当年也是奉命留守，死死拖住国民党的重兵集团，那会儿敌人火力强，兵力多，红十八师假装撤退，搞声东击西的把戏，吸引国军火力，让贺龙主力部队顺利长征，这种打法就跟龚渭清做的事一样，都是用手里有限的资源换时间、换生机。

不过比起这些正规部队的战术，龚渭清的事更让人动容，他没有部队、没有后勤、也没有名义上的命令，他靠的是一腔兄弟情，一种“你要打仗，我给你筹”的纯粹信念，他知道这条路凶险，可还是一步步走下去，最后走到了绝路。

他的死在红军内部传得很快，有战士说，他不是军人，却比很多军人还要硬气，他不拿枪，不穿军装，但却用盐和药换回了无数条命，后头贺龙每次提到他，都说：“这人，不该白死。”

这段故事在正史里篇幅不多，但在民间流传甚广，彭水人至今还讲龚渭清送盐送药、誓死不屈的事，老一辈人提起他，都是一脸敬重。

贺龙后来回忆，说龚渭清若是活着，一定是个革命干部。“他这一身骨气，是红军的兄弟，也是我的亲人。”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