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红军战士身份，来到北京找当年的政治部主任，但由于时间太久，对方已经不记得了，眼看希望就要破灭，老红军灵机一动说道：我是3号花机关呀！ 肖成佳的故事，得从1927年的秋收起义讲起。那时候，他才12岁，家在江西泰和县，爹妈种田为生，日子紧巴巴。家里硬是挤出点钱，让他上了几年私塾，认识几个字，会点算术。秋收起义打响，村里喊口号的声音传得老远，肖成佳听着心里痒痒，缠着爹加入儿童团，扛着小红旗站岗送信，嗓子嫩得像刚出壳的小鸡，还喊着“打土豪，分田地”。到了17岁，他正式参加红军，凭着脑子活、人机灵，很快混成了宣传队的队长，整天带着队伍唱歌喊口号，给乡亲们讲革命道理。 1935年，长征路上，红军二渡赤水，敌军追得紧，情况乱成一锅粥。肖成佳那会儿在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看中了他，派他带一个排去阻击敌人。他二话不说，带着人埋伏在娄山关附近，瞅准时机打了一场漂亮仗，拖住了敌军脚步，大部队才顺利撤出去。这仗打下来，他伤得不轻，可也让黄火青记住了这个小伙子。后来古浪战役，他又带着人死守阵地，炮弹炸过来，弹片崩了他一身，昏死过去，差点就没命了。卫生员从死人堆里把他拖出来，可重伤让他跟不上队伍，长征后只能回了老家，种田过日子。 回乡后，肖成佳没啥大出息，就跟普通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里穷，日子苦，可他心里那团火没灭。他常跟村里人念叨红军的事，讲长征的苦，讲战友的情，谁听了都觉得这老头不简单。时间一晃几十年，到了1970年代末，国家开始重视老红军的待遇，他一合计，觉得自己这辈子不能白当红军，得把身份找回来。于是，1979年，他收拾了个破布包，坐车颠了大半天，跑北京找黄火青去了。 到了北京，肖成佳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卫兵站得笔直，要证件，他哪有啊？长征那会儿的证明早丢了，档案里也没他的名字。他磨了半天嘴皮子，人家不放他进去，他就在门口耗着，眼巴巴等着黄火青的车出来。好几天过去，终于逮着机会，黄火青的车开出来，他冲上去喊，可黄火青岁数大了，记性差，愣是没认出他。肖成佳急得满头汗，心想这趟白跑了，咋办呢？ 就在希望快没了的时候，肖成佳脑子一转，想起当年宣传队的事。他张嘴唱了首《杜娘歌》，还蹦出一句：“我是3号花机关呀！”这“花机关”是红军话剧里的角色，“3号”是他的代号，黄火青一听，眼睛亮了。这歌是他当年教给宣传队的，那代号也是他给肖成佳起的。43年的记忆一下被拉回来，黄火青想起了这个机灵的小战士，想起了战火里的交情。他心里一热，拉着肖成佳进屋，认真听他讲来意。 黄火青知道肖成佳不是来要啥好处，就是想证明自己红军的身份。他挺感动，亲手写了证明信，帮他把手续办好。肖成佳回了江西，红军证书终于到手，他拿着那张纸，眼泪哗哗往下掉。这不是一张纸，是他半辈子的心血，是那段枪林弹雨的见证。后来，当地人请他讲故事，他讲得满脸是笑，说红军苦是真苦，可那份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信念更真。他的故事传开了，大家都说，这老头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