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的父亲张英是雍正的老师，他有个很有名的典故，就是那个“六尺巷”。 安徽桐城张氏家族在清初的政治舞台上占据着特殊地位，张英于康熙六年（1667年）考中进士，历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为康熙帝的重要辅臣。 其子张廷玉更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担任首任军机大臣，深度参与国家机要决策。这个家族的持续显赫，与当地“穷不丢书”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明清两代桐城地区共诞生236名进士，形成独特的士绅阶层生态。 康熙年间发生在张英老家的宅基地纠纷，表面是地界争端，实则涉及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博弈。当桐城张家与邻人吴家因三尺空地相持不下时，当地官员的拖延策略暴露了双方背景的特殊性：吴家系桐城豪族，与官府渊源深厚，绝非普通平民。 张英收到家书后以诗回应：“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此举常被解读为道德典范，但结合《清史稿》记载张英“性和易，不务表”的特质，其决策更包含精明的政治考量——既避免以势压人的恶名，又化解了潜在的地方对立。 张氏的处世哲学具有清晰的代际传承脉络，张英祖父张士维曾在雪夜救助盗贼，认为“但凡生活过得去，不会下着大雪行窃”；张英将这种悲悯升华为《聪训斋语》中的“终身让路，不失尺寸”；张廷玉则在《澄怀园语》中发展出系统的为官准则：“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 这种思想体系呈现出三个实践维度：经济上倡导“俭于居身而裕于待物”，张英任翰林时家人曾断粮近月，仅以面汤度日；政治上主张“忍默蓄势”，张廷玉在乾隆初年满汉阁臣倾轧中主动请辞避祸；社会关系上践行“让利消怨”，张英训诫“便宜者天下人所共争，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 张廷玉的仕途轨迹堪称家族智慧的范式应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后，他刻意避开激进晋升路径，从翰林院检讨逐步升至南书房行走。 康熙赏识其诗作仅是表象，深层原因是张廷玉“气度端凝”的处事风格契合中枢机构的谨慎需求。雍正设立军机处时，他凭借“周敏勤慎”成为核心大臣，面对皇帝口授诏令能“一挥而就”，却坚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原则。 这种沉默战略在乾隆四年（1739年）得到验证——当乡里饥荒米价飞涨时，他通过“减租平粜”的柔性手段化解危机，避免动用政治特权引发非议。 张氏“四让”美谈提供了理解其家风的典型剖面。雍正十一年（1733年）殿试，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原定探花，张廷玉力辞功名：“寒门子弟几代难出读书人，应让功名彰显皇恩”。 此举使儿子降为二甲第一名，虽丧失直接入翰林的资格，却赢得“公忠体国”的声誉。在良弼桥事件中更具深意：雍正拨付万两白银办理张英祭典，张廷玉将六千三百两转建石桥，表面是“济民造桥”，实则将皇恩转化为地方公共设施，既巩固家族声望，又避免“厚葬奢费”的舆论风险。 六尺巷精神在当代的转化，揭示了传统治理智慧的延续性。桐城市法院创立的“六尺巷调解法”，将“让他三尺”的礼让理念转化为司法程序，通过“听、辨、劝、借、让、和”六步调解机制，使300多个调解工作室成功率达99.7%。 2016年206国道改建时为保护古黄连木改变规划，则是空间伦理的现代演绎——如同当年六尺巷形成的“农耕时代合理间隔”，今人通过“为树让路”维系了生态与发展的平衡。 张氏父子差异映射了清代政治生态演变，张英的退让发生于康熙朝相对清明的环境，其家训侧重主动修身；而张廷玉历经三朝权力更迭，在满汉矛盾中发展出更被动的生存策略。 从六尺巷的主动相让，到乾隆朝“乞上一言为券”的谨慎自保，不变的是对“势不可用尽”的清醒认知——这种智慧使张家在五十年仕途中未遭大挫，更让六尺巷的卵石路跨越三百年，仍叩响着中国式生存哲学的余韵。[啤酒] 信源： 衡阳日报社官网 中国青年网（团中央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