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玉溪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家里靠种地过活，日子过得紧巴巴。1943年，15岁的他因为父亲去世不得不辍学，开始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他接手了家里的小酒坊，靠自学琢磨酿酒技术，把出酒率从别人三斤玉米一斤酒提升到两斤半玉米一斤酒。这点收入不仅养活了六个弟妹和母亲，还让他攒下钱继续读书。1949年，21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当指导员，参加游击战。后来战争结束，他在地方上干过征粮组长、区长，组织能力特别强。 1958年，褚时健的人生遇到第一次大坎。因为没完成征粮指标，他被错划成右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在那儿，他种地、酿酒、榨糖，什么活都干过，日子过得艰难但也没放弃。1963年，他被调到曼蚌糖厂当副厂长，靠着聪明头脑和管理能力，把一个亏损的厂子带到赚钱。1979年，他终于被平反，进了云南省委党校学习，之后选择去企业干，接手了玉溪卷烟厂厂长的位子。 1979年，玉溪卷烟厂是个烂摊子，连年亏本，设备破旧，工人没干劲。褚时健上任后，大刀阔斧搞改革，推行“三合一”制度，把生产流程理顺了，还打造出“红塔山”这个品牌。没几年，“红塔山”成了全国最火的烟，销量蹭蹭往上涨。1993年，他把卷烟厂升级成红塔集团，业务扩展到水电、造纸、能源等领域。到他落马前，红塔集团给国家交了991亿的税金，被人称为“中国烟草大王”。那时候，他是无数人眼里的成功标杆。 1999年，褚时健因为经济问题被抓。检察机关说他贪污了355万美元，还有403万人民币和62万港币的财产来源不明。庭审上，他承认自己有400万的违规收入，那是17年来多发的奖金加起来的，但坚决否认受贿几千万的指控。法院最后判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还没收了20万财产。这判决一出，褚时健从云端跌到谷底。 判决出来后，社会上炸开了锅。有人觉得，褚时健给国家赚了快千亿，400万违规收入算啥大事，判得太狠了。1998年两会上，还有十几个代表和委员联名替他求情，希望宽大处理。可法律就是法律，不管你功劳多大，违规就是违规。褚时健也没上诉，接受了判决，平静地进了监狱。 2002年，74岁的褚时健因为糖尿病被保外就医。他没闲着，和妻子在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荒山，开始种冰糖橙。他亲自研究土壤、灌溉，还引进了先进设备，硬是把橙子品质搞得顶尖。2012年，“褚橙”进了北京市场，靠着好吃和励志故事火了起来，被人叫作“中国最励志的橙子”。一个古稀老人，从监狱出来还能东山再起，这事儿听起来就让人佩服。 晚年的褚时健还是老作风，勤俭节约，亲自管果园，盯着成本。2018年，他成立了云南褚氏果业公司，当了董事长。2019年3月5日，他因病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他把“褚橙”生意打理得有声有色，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思考。 回到1999年那场庭审，褚时健的陈述是整件事的核心。他承认400万违规收入，说那是17年奖金多发的积累，但否认受贿几千万。这话听着挺坦荡，可也让人疑惑：400万都能认，为啥几千万死不承认？是真没拿，还是另有隐情？法院认定他有罪，可社会上不少人觉得，他为国家贡献那么大，这点钱算不算“情有可原”？法律讲证据，褚时健没拿出足够证明自己清白的材料，所以判了。可这事儿到今天还有人争论，说明他的故事没那么简单。 褚时健这辈子，太复杂了。说他英雄吧，他确实把一个小厂干成千亿企业，给国家赚了大钱，还在70多岁翻身成功；说他罪人吧，他毕竟违规拿了钱，法律面前没得狡辩。功和过咋算？有人说他是个能人，运气不好撞上了枪口；也有人说他贪心不足，活该受罚。站在普通人角度，他的事儿接地气又让人感慨：一个人能爬多高，也能摔多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