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夫人杜致礼陪他前往瑞典颁奖时所拍摄的一张照。照片中的杜致礼身着白色旗袍，身材玲珑有致，面容秀丽，眉宇间散发着智慧，这样的杜致礼，轻而易举的成为了全场最大的焦点，正是因为她的出现也让世人对东方美有了新的定义。 杜致礼，她不是“命好”的花瓶，她的人生是一路打拼出来的。她出生在陕西米脂，是著名抗日将领杜聿明的长女。家里兄弟姐妹多，父亲常年在外带兵，家风严、规矩多，从小被要求“内外兼修”。抗战时期，一家人颠沛流离，她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成绩优异，喜欢音乐和文学。后来考上北平辅仁大学，家里突遭变故，独自一人远赴美国求学。那会儿中国女孩出国，还不是“留学生潮”那么普遍，想想得多大勇气。 她当年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混日子，生活不容易，但她从来没把自己当外人看。不是娇气的千金小姐，更不是寄人篱下的可怜人。有人说她“身上总带着一股韧劲”，其实是家教和环境逼出来的。她会拉小提琴，也能独自一人把日子过下去。就是这样的底气，让她走到哪里都不怕，不怕陌生、不怕比较、不怕被议论。 如果说1957年典礼那一刻，是杜致礼走向世界的高光时刻，其实，她的故事早已在乱世与风雨中展开。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中国最动荡的一段历史。杜致礼的家庭本来优渥，但父亲杜聿明的军旅生涯注定了家人时常分离。到她读大学那年，父亲因战局被捕，家道中落，兄弟姐妹也都各奔东西。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她在美国念书，没人照应。她为了省钱，从名校转到学费更低的学校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很多人都说“美女命好”，但杜致礼身上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她小小年纪漂洋过海，从来没向家里喊过累，也没跟父母抱怨过“命苦”。反倒是那个时候，她的音乐、文学和舞蹈修养，成了她缓解压力、修养身心的方式。日子苦，可她总能自己找乐子。正是这样的性格，后来吸引了杨振宁。 杨振宁，那会儿已经是留美物理学界有名气的青年才俊了。其实他和杜致礼早在西南联大有过短暂的师生缘分。五年后两人在美国普林斯顿的一家中餐馆偶遇，火花就这么擦出来了。一个是理科天才，一个是文艺才女，搭起来其实很和谐。 但两个人的结合，其实也有很多现实压力。杨振宁出国多年，家里希望他事业有成，但杜致礼的家境、亲人分散也意味着未来的生活并不容易。杜致礼选择放弃自己在艺术、文学方面的专业追求，全身心支持杨振宁，把大半精力都投进了家庭。她给孩子取名、教他们中文、自己也在美国大学当中文老师，一家人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这对夫妻成为了当时全体华人的骄傲。可是现场没有谁比杜致礼更清楚：所有的荣光，都是靠脚踏实地熬出来的。她既为丈夫高兴，也为自己能陪着走到这一刻而自豪。颁奖那天，她没有像西方贵妇那样盛装，而是一袭素净旗袍，把东方女人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细节其实特别有讲究，她不是要标新立异，就是觉得“做自己最好”。 旗袍，成了那场盛会的意外主角。外国记者形容她“温婉而自信”，“美丽却沉着”，有人甚至专门写文章讨论她带来的“东方女性新印象”。但她心里明白，比起外表的美，更重要的是内心的自持。这一点，才是她能走得稳、站得住的根本。 照片终究只是定格了一瞬间的美。其实，更多的时候，杜致礼扮演的，是那个默默守在家庭背后的人。她和杨振宁结婚五十多年，外人只看到他领奖、做学问、风光无限，却不容易看见她这些年里的付出。 婚后她亲自教孩子们中文、管家理事，杨振宁出国讲学、出差无数，她基本都要一个人扛下家务和育儿。她没跟丈夫争风头，却从来不是“隐形人”。她的孩子，一个成了计算机工程师、一个成了化学博士、一个成了医生，每一个都站得住脚。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她在背后苦心经营，这个家还能不能这么和谐。 除了对家庭的坚持，她也没忘记自己的家族和故乡。父亲杜聿明战后被俘，她数次往返探望，尽孝心尽到底。她自己常年在美国教书，但只要有机会就带着孩子回中国探亲，让家里人都聚在一起，哪怕只是团聚一顿饭。几十年里，她和杨振宁一起见过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既能和周总理说笑，也能在公众场合保持优雅分寸，不卑不亢。 有些人说，“一个女人能不能成全别人，往往决定了这个家的气运”。杜致礼这一点做到了极致。她选择了退后一步，但不是放弃自我，而是成全家人、成全丈夫、成全孩子。她做得很自然，也很有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把“成全”两个字做到了极致。 很多年后，杨振宁说，“家里有她，我才有机会安心做学问。”这话听着简单，实际分量最重。杜致礼身上的美，不只是旗袍和气质，更在于一种默默付出、不声张但很坚定的内在力量。她不只是杨振宁的夫人，也是那个动荡年代里无数中国知识女性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