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一生中两次辍学，初中数学考30分，高中没念完就另谋出路，而父亲钱学森却不闻不问随他去，但钱永刚依旧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 七岁那年，钱永刚随父母从美国回国。其实当时他更习惯美国的生活，一路上海，吃喝习惯、说话方式全换了。他不会说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后来他自己都觉得，这种突然的转折，谁碰上了都得适应一阵。回国后的头几年，课本上的内容看不懂，班里同学也很难交心。他考过不及格，写作业慢，经常被老师点名。 说到初中数学，钱永刚自己也不藏着。学校组织数学竞赛，结果他只拿了30分，远远低于平均线。他也懵了，明明课堂上还能跟得上，一到比赛怎么就掉链子了？他回家跟父亲说了这事，钱学森并没像大多数父母那样训斥，而是淡淡地说：“以后遇到难题多着呢，这30分，没啥大不了。” 有人会好奇：天才的父亲怎么会养出一个考试频频掉队的儿子？钱家没人急，只有旁人着急。其实，从小到大，钱永刚父亲没把“学霸”当成唯一标准。家里气氛特别简单，你愿意学就学，愿意问就问，没人逼着你天天刷题、考高分。 可话说回来，成长真不是一条笔直的路。后来到了高中，钱永刚赶上社会动荡，学校没法正常上课，他就在学校晃了一阵，索性觉得没啥意思，主动提出要参军。别人家的父亲或许要劝三劝四，钱学森却问：“你真的想去吗？”听到肯定的回答，他只说“那就去吧”。一句话，没多余的意见。 1969年，钱永刚正式入伍。在部队里，他没有任何特殊照顾，身份就是一名普通兵。他很快体会到：无论你是谁的儿子，到了集体里一切都得靠自己。有人以为，有“后台”能一路顺畅，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连争取入党、评优，别人过一关，他得多过好几关。因为姓“钱”，凡事都被人盯得更紧，他很明白自己只能靠实力说话。 在部队一待就是九年。那几年，他锻炼了体魄，性格变得更坚韧，但也发现单靠“拼劲”并不能解决所有难题。偶尔，他会想：这条路是不是自己选对了？但人生没有回头路。他没有选择回家“走捷径”，而是打算继续靠自己闯。 1977年恢复高考，钱永刚立刻报了名。那年他已经30岁，和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一块复习。他说，别人落下几年书本就觉得难，他是整整十年没碰课本。每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台灯下埋头看书，啃完一本又一本。部队领导本来劝他，实在考不上还可以回部队继续干。可他没打算走回头路，一心只想考上大学。 结果他真考上了，去了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当时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比他小了十来岁。但没人把他当成“老大哥”，都一样学习、一样生活。他不觉得尴尬，反而觉得自己终于“追上了队伍”。 毕业以后，他又争取机会，去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硕士。这是父亲的母校。其实早在当年，学校给了钱家特殊承诺，钱永刚如果想进，完全可以免试。但他没用特权，坚持和所有学生一样，从头考试，一关关过。最后拿到理学硕士学位时，他已经40岁了。这么多年，换成别人早觉得错过太多，他却很坦然，觉得只要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再慢也值。 从部队到大学，再到海外留学，这条路拐了好几道弯。有人觉得遗憾，有人佩服他能坚持。其实“慢慢来，自己扛”，有时候就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细想钱永刚和父亲钱学森这段父子情，挺特别。很多家庭，父亲会严加管教，处处安排，生怕孩子走错一步。可钱家不是这样。钱学森经常是早出晚归，吃完饭就钻进书房看资料，几乎没空检查作业，跟孩子谈心也很少。他们家的“家规”特别清楚：书房里的公文包谁也不能动，父亲的科研、母亲的教育、孩子的成长各有各的轨道。 但钱永刚从来不觉得父亲冷漠。每次他在学习、生活遇到坎，父亲都不会直接出手帮忙，而是用一句两句话点醒他。比如那次数学竞赛只拿30分，父亲就说，人生还会遇到更难的题，这点小挫折没什么。这不是敷衍，而是一种鼓励。 父亲以身作则，工资主动减，奖金捐公，自己省吃俭用，为的是让孩子看到什么叫做人要正直、做事要实在。家里谁都不能动父亲的公文包，那是一种规矩。母亲管教孩子，父亲只在旁边点头，不插手。儿子参军、考大学、留学，都是自己决定，父亲只做背后的“灯塔”。 后来，钱永刚成了高级工程师，主持过不少国防科研项目。再后来，他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还经常做报告，讲父亲的故事。有人说他最终“没能当上大科学家”，但他从来不这么看。他觉得：父亲教会自己最重要的，是独立和自省，是不依赖家世、不走捷径。 他公开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这句话，分量很重。因为这种“合格”，不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也不是样样都给安排好，而是让孩子跌倒了能自己爬起来，走错了也能自己绕回来。其实，这样的父爱，更加深沉，也更加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