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钱学森得知“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杨利伟，而是问了句：“王永志还在吗？” 那可是2003年的10月15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长征二号F火箭如一把蓄势待发的利剑，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和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 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地动山摇，烈焰升腾，飞船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刺破苍穹。消息传来，神州大地一片欢腾，杨利伟的名字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了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然而，就在这举国同庆的时刻，远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榻上，92岁高龄的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在工作人员向他报喜时，眼神中掠过一丝欣慰，随即却轻声问了那句：“王永志还在吗？” 这句问话，并非不关心杨利伟，而是钱老太清楚，一场如此重大的航天发射，成功的喜悦背后，作为工程总设计师的王永志，他的神经该紧绷到了何种程度。 发射成功，意味着王永志肩上那座无形的大山，终于可以稍稍卸下一点了。钱老问的“还在吗”，更多的是关心这位呕心沥血的“大总管”，身体和精神是否还能撑得住。 这位让钱老在关键时刻惦念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辽宁昌图县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那年头，东北还是日军铁蹄下的伪满洲国，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但他从小就透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硬是靠着对知识的渴望，从村里的小学一路考进了沈阳的重点中学。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飞机时不时在边境呼啸而过，这刺激了少年王永志，他立志要搞航空，保家卫国。1952年，他如愿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 1955年，又被国家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深造，让他从飞机设计转向了更为尖端的火箭导弹技术。 1961年，王永志学成归国，正值中国航天事业的草创时期，他被分配到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这里，他有幸直接聆听钱老的教诲。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在发射前夕遇到难题：戈壁滩的高温导致推进剂受热膨胀，燃料加不满，射程眼看就要不够。 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多加点燃料，偏偏是当时军衔最低、资历尚浅的王永志，经过精密计算，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方案，卸掉600公斤推进剂！ 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鼓足勇气，直接向技术总负责人钱学森汇报。钱老听完，仔细思索后，力排众议，拍板：“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结果，导弹三发三中，王永志一战成名，也赢得了钱老的信任和赏识。这份知遇之恩，王永志铭记在心。 此后，王永志在中国航天领域一路披荆斩棘。1986年，他出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 面对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机遇，他力主研制“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并立下军令状，要在18个月内完成研制。 这在当时被许多外国同行认为是“疯了”。但王永志带领团队，日夜攻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奇迹。 到了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工程”。已届花甲之年的王永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实现天地往返； 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这个规划，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图。 神舟五号的发射，正是这“三步走”战略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从方案论证到技术攻关，从飞船设计到火箭匹配，再到发射场的各项准备，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发射前夜，他几乎彻夜未眠，反复检查每一个细节；发射时，他坐镇指挥中心，心提到了嗓子眼。 这份重压，钱老感同身受。所以，当成功的消息传来，钱老首先想到的是这位为之付出无数心血的“总指挥”，他的身体是否安好，那根紧绷到极致的弦是否能稍稍放松。 王永志院士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主要干了三件事：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进入太空。这三件事，件件惊天动地，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他不像杨利伟那样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众欢呼，但他和无数默默奉献的航天人一样，是托举起中华飞天梦想的坚实臂膀。 信息来源：新华社《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丨王永志：永志不忘强国梦》 中国科协之声《王永志院士：一生干了3件事，3件事干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