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十年能实现工业化？民国却连大炮都不能造？这么说吧，其实民国大炮还是能造几门，造几门呢，就是字面上的一个月只能造几门，可见其拉跨程度。 为什么民国的工业这么拉垮？因为民国政府的本质是买办，而晚清即便再腐败，洋务运动也确实为后世留下了一些工业基础。 像是汉阳兵工厂所制造的枪械，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依然在战场上发挥着作用。 福州船政局也曾打造出如平远舰般的近代化舰船。 江南制造总局更是成功仿制出大口径火炮，其性能在当时与进口产品相比亦不逊色。 而当我们审视民国政府主导的时期，其在重工业建设方面的成就便显得较为拉跨了。 据1927年的数据显示，民国全年钢产量仅为区区900吨，这个数字的单位是“吨”，并非“万吨”，其微小程度可见一斑。 这一产量，若置于中国漫长的钢铁冶炼史中，无疑处于一个极低的谷底。 这份数据出自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编纂的《抗战八年来我国之钢铁工业》，作为官方记录，其准确性与完整性尚有讨论的余地。 从1927年至1934年的七年时间里，全国钢产量的累积总和约为45000吨。 这个总量，与今日大型钢铁企业一日的产能相比，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在如此薄弱的重工业根基之上，期望其能大规模生产飞机、重炮等先进军事装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在艰苦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消耗的弹药数量惊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接近十亿发子弹，不得不依赖于海外输入。 连最基本的枪弹供应都难以实现自给，战争的艰难困苦由此可见一斑。 据不完全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35年到1949年的十四年间，广为人知的中正式步枪，其总产量未能突破60万支。 而历史更为悠久的汉阳造步枪，同期的产量也仅有31万支，两者合计，总数尚不足百万。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仅在1951年一年，新投产的九江兵工厂便生产了3.3万支50式冲锋枪，显示出不同的组织与动员效率。 这种工业潜能未能充分发挥的状况，甚至让当时的苏联方面也感到费解。 他们观察到中国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认为稍加整合便能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然而现实却与此预期相去甚远。 若认为民国时期工业落后是因为毫无基础，这种看法也有失偏颇。 早在1922年，位于奉天的兵工厂就已经具备了生产航空炸弹的能力。 尽管东北随后沦陷，相关的工业设施也随之丧失，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并非完全不具备发展军工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所面对的工业基础同样是千疮百孔，但通过十年的努力，逐步构建起了包括石油、钢铁在内的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门类。 那么，民国工业发展迟缓的症结究竟何在？ 一种解释认为，这与当时一部分势力扮演的“买办”角色有关。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们作为中间人，从海外购入商品，再加价转售给国内，从中获取丰厚利润。 在战事频仍的年代，飞机、大炮等军火若依赖进口，其中的利润空间尤为巨大。 一旦国内具备了自主生产能力，这些中间环节的利益链条便会受到直接冲击。 抗战期间，为数不多能提供重要支撑的兵工厂，如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清末的洋务运动。 另一处重要的军工基地则是山西的太原兵工厂，由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主持建立。 这些企业的兴起与早期发展，与南京中央政府的直接推动关系并非十分密切。 令人费解的是，在战争的背景下，一些老牌军工厂，如汉阳兵工厂、德州兵工厂等，竟然会面临倒闭的命运。 民国政府未能有效推动重工业发展，还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 当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有限，各地军阀林立，而国民政府维持其统治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便是关税。 地方势力若要购买外国军火物资，大多需通过中央控制下的海关进行。 因此，中央政府倾向于依赖进口贸易所带来的关税收入，以此作为财政支柱并间接制衡地方。 若大力扶持国内工业，实现自给自足，进口量必然下降，关税收入亦会随之减少，这无疑会触动其既有的统治基础。 审视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1937），其经济面貌也并非一片光鲜。 至1936年，外国资本已控制了全国煤炭产量的半数以上。 在钢铁生产领域，绝大部分产能掌握在日本等国资本手中，电力等关键行业也几乎被外资垄断。 整个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徘徊在10%左右。 在那个年代，诗人臧克家曾以《生命的零度》一诗，记录了上海一场寒潮夺走八百余名孩童生命的悲惨事件，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