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已婚男子在外地突发疾病，情人未通知其家属，私自以“妻子”的身份决定救治方案，并在男子死后，擅自给男子办理了后事。事后，男子妻子得知后，先是报警，未果的情况又以侵犯配偶权为由，一纸诉状将情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100万元精神损失费。法院怎么判？

2021年深秋的一天，北京西城区居民段某接到一通改变她生活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位自称姓于的女士告知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的丈夫徐某已经在一个月前病故。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段某一时难以接受，更让她无法理解的是，丈夫去世将近一个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有人通知她。

在确认消息后不久，段某与这位于姓女士约定见面，商议遗物交接事宜。见面地点选在了一处相对安静的咖啡馆，双方见面时的气氛异常沉重。于某带来了一份详细的物品交接清单，上面条目众多，包括徐某生前使用的个人物品、重要文件等。在交接过程中，段某注意到清单上的物品大多是她从未见过的，这让她开始怀疑丈夫生前另有隐情。

然而，更令段某感到困惑的是于某提出的一个特殊条件：必须等段某找好安葬地点，才能将徐某的骨灰交给她。面对这个要求，段某一时难以应对。她的儿子当时正在国外求学，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有关先人安葬的重大决定，理应等待儿子回国后全家人一起商议。无奈之下，段某只得暂时接受这个条件。

在等待儿子回国的这段时间里，段某开始着手调查丈夫生前的种种疑点。她试图联系丈夫的同事和朋友，希望能够了解到更多信息。然而，每一次询问都仿佛触碰到一堵无形的墙，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告诉她真相。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丈夫的去世似乎笼罩着一层难以揭开的迷雾。

当段某的儿子终于从国外赶回来后，事情却出现了新的转折。他们试图按照之前的约定联系于某商议骨灰安置事宜，却发现于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之前的联系方式也全部失效。这突如其来的＂消失＂，不仅让他们无法得到徐某的骨灰，更让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走投无路的段某最终选择向警方求助。然而，报警的结果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与公婆和儿子商议后，段某决定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她以侵犯配偶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于某赔偿100万元精神损失费。这起诉讼，揭开了这个家庭悲剧的序幕，也让隐藏在背后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牵涉到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更涉及到法律层面对配偶权的保护问题。段某的遭遇，折射出现代社会中婚姻关系、家庭伦理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徐某生前的种种经历逐渐显露。这位年过五旬的男子，与妻子段某育有一子，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然而，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另一段不为人知的关系。

通过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显示，在徐某生病期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并非其妻子段某，而是自称是其＂妻子＂的于某。这位于姓女士在徐某住院期间，全程以＂配偶＂的身份参与了医疗决策。医院的就诊记录清晰地记载着：患者徐某的联系人为于某，关系一栏赫然写着＂配偶＂二字。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徐某病重期间，于某始终没有通知徐某的任何家属。作为一个重症病人的联系人，于某独自承担起了决定治疗方案的责任。这种做法不仅越过了徐某的合法配偶，也剥夺了徐某家人知情和参与医疗决策的权利。

在徐某不幸去世后，于某继续以＂妻子＂的名义处理后事。法院调取的殡葬服务相关档案中，包括《殡殓服务申请书》、《殡仪馆殡殓服务委托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等多份文件，都清晰地记载着申请人于某与死者徐某的关系为＂妻子＂。这些文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于某在整个过程中都以徐某配偶的身份行事。

更令段某家人难以接受的是，于某擅自决定了火化等殡葬事宜。《遗体火化证明》和《仪馆领灰证》的存根都显示，处理这些事务的人是以＂妻子＂身份出现的于某。在整个过程中，徐某的亲属们完全被排除在外，失去了与亲人道别的最后机会。

这些证据的出现，不仅揭示了徐某生命最后阶段的经历，也暴露出一个关于身份冒用的严重问题。于某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以配偶的身份全程参与并决定了徐某生命中最后的重要事项，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道德争议，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

在法院的多次传唤下，于某始终选择回避，没有对这些指控作出任何解释或辩护。她的缺席，使得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法院依法认定于某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等诉讼权利，这也为案件的最终判决埋下了伏笔。

这一系列事实的揭露，不仅还原了事件的真相，也凸显出当代社会中婚姻关系、医疗决策权和遗体处置权等重要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民事纠纷的范畴，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寻求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