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评价自己说：“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还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1958年冬天，刚下过霜的湖南湘潭稻田里冷得刺骨，但彭德怀坚持蹲在田埂上。公社干部汇报亩产粮食达到了900斤，这位67岁的老元帅却打着手电筒，一根一根地数着拔起来的禾蔸。他捻着干瘪的稻谷粒，对身边紧张的干部说：“我们过去种田，上500斤都是好收成，这哪里能打900斤？”生产队长低声承认了浮夸的压力。 当时“大跃进”的热潮正席卷全国，湖南有的地方声称亩产稻谷六万斤、红薯五十万斤，彭德怀的老家湘潭也没能例外。他从北京返回乌石公社，公社书记介绍高产典型有亩产1600多斤，却另有社员悄悄拉住他，道出了实情：实际收成连600斤都不到。面对这巨大的反差，农民出身的彭德怀只信自己的眼睛和土地里的真相。 他只带着几名随员，跑到吴公塘生产队的田里，顶着寒风亲自动手。拔禾蔸、数根须、仔细估算颗粒的饱满度，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冻土上打着“算盘”。经过几个小时的核算，虚报的产量在他面前无所遁形。在平江县调研时，当地农业展览馆为了展示大跃进成就，竟然把1957年的高产数据挂上1958年的标签，却把真正的1958年数据说成1957年的。彭德怀发现了这张“颠倒的成绩单”，当时就严厉地批评道：“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彭德怀搞调研，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1958年那次回乡，他挤进人群里，摸过敬老院老人睡的发硬破旧的被子，尝了尝学校食堂用野菜瓜果煮成的稀粥。看到老人孩子们生活艰难，他当场就把身上的400元捐了出来，这相当于他好几个月的工资，用来给敬老院买褥子、给孩子食堂添粮食。当得知许多地方为了“大炼钢铁”不惜拆老百姓的房子、砍伐山林当燃料，他痛心又愤怒地斥责：“这是多大的代价！” 时间到了1961年，那时彭德怀因为在庐山会议上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问题而受到不公正批判。即便如此，忧国忧民之心未改，他再次主动请求毛主席批准，带着调研提纲回到家乡湘潭。村民们听说彭老总回来了，纷纷涌来诉说“五风”带来的痛苦：粮食减产严重，征购任务又重，吃不饱饭导致水肿病蔓延。他认真地听着，详细记录下2000多人次的谈话。 离开后，他写了五份内容扎实的报告，直接报送中央，既肯定了当地农田水利建设取得的一些实际成绩，也不避讳地指出：“粮食减产了，群众情绪低落，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情况。” 临别前，他对当地干部提出了具体的“八不准”要求：不准瞎指挥生产、不准搞浮夸、不准打骂群众、不准拆房子砍树……这些朴素而带着泥土气的规矩，成了他留在家乡干部心头的一把尺子。几十年后，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乡们谈起彭老总，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几条铁律。 彭德怀晚年曾这样评价自己：“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做得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这句自我剖白，刻印在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之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从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百团大战，到抗美援朝指挥数万志愿军把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八线以南，他的决策核心从来都是准确评估敌我实力，坚决反对靠蛮力硬拼的“蛮仗”。在他的词典里，“勇猛”必须与“精准”和“策略”同行。 在重大会议的殿堂上，他的“敢讲真话”同样掷地有声。1959年的庐山会议，面对全国性的浮夸热潮，他在小组会上七次发言批评脱离实际的浮夸风，会后更是一针见血地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直言问题根源之一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躺在病榻上被病痛折磨着，他忧心的不再是个人际遇，而是嘴里反复念叨着国家的战略防御和国防工业的短板，一颗心始终牢牢系在国家的安危上。 毛泽东曾用豪迈的诗句称赞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听到后，却把诗中的赞誉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强调功劳属于集体。他的日常生活简朴得令人动容：身为元帅，常和士兵同吃白菜面条；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军降落伞布，被他做成背心穿到布满窟窿；1959年调任国防部长后，组织安排他住进一栋为领导建造的二层小楼，他却婉拒说：“我住这里干什么？给我找个能办公的地方就行，省得再派个警卫班专门警卫，给国家添负担！”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北京逝世，带着未尽的忧思。五年后，中共中央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做出全面平反的决定。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遵照遗愿，代他向党组织补交了最后一笔一千元的党费，兑现了他对人民、对故土的庄重承诺。 今天，当我们回溯历史，正如他当年反复告诫干部们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脱离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就是脱离了根基，为人民服务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份由泥土深处生长出的赤诚与清醒，穿透岁月，历久弥新。 信源： 彭德怀：说大话，说假话，一害自己，二害国家——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