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潜伏在敌军15年，始终没被发现，官职大的自己都害怕，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潜伏敌营十五年步步惊心，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汪伪政府核心高官，官至秘书处长、军法处长、清乡委员会处长并兼任警察局司法处长。 手握重权却始终心向延安，甚至在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为军统少将组长，上演了一场连戴笠都未能识破的“潜伏者潜伏在潜伏组织内部”的无间大戏。 这位名叫李时雨的传奇人物，其真实经历比任何谍战剧本都更扣人心弦。 1939年深秋的上海，汪伪特工总部76号笼罩在森严戒备之中，一场即将决定汪伪集团叛国投敌命运的秘密会议正在召开。 身为伪国民党“六大”代表之一的李时雨，神色如常地步入会场，他的纸笔记录下汪精卫亲口阐述的核心条款，这份绝密情报如同黑暗中射出的利箭，迅速被传送到延安，成为揭露汪精卫集团卖国铁证的关键依据。 此刻，距离他接受党组织秘密潜伏任务，已过去五年时光，前方还有十年生死考验等待着他。 李时雨的传奇始于黑龙江巴彦县，1908年出生的他，自幼展现出惊人天赋，五岁入私塾仅用三个月便能背诵《论语》。 1926年，李时雨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书刊，革命的种子开始萌芽。 三年后，他进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深造，本可凭借法学知识安稳度日，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东北沦陷的切肤之痛，让他深感国难当头，责无旁贷，他在《敌营十五年》中回忆道，在地下党员夏尚志的介绍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担任了北京大学抗日学生运动的总指挥。 1932年，李时雨的身影出现在哈尔滨抗日前线，根据党史文献记载，他接受组织委派，负责组织铁路工人破坏日军运输线。 这年8月一个深夜，他带领几名化装成搬运工的同志潜入兴隆火车站，成功摧毁了两节满载日军军械的车厢，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军事调度，但也因此登上了日寇的通缉名单，被迫转入更危险的地下潜伏战线。 1936年，经中共北方局周密安排，李时雨携带精心伪造的身份文件，进入天津高等法院任职，担任书记官长。 这个看似普通的职位，为他创造了早期潜伏工作的两个经典案例。 其一是“智运电台”，李时雨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他巧妙利用院长的私人轿车做掩护，将被日伪严密封锁的电台部件堂而皇之地运过日军把守的法租界大桥。 其二则是“火中救人”，他成功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冯骥。 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进入档案室，将涉及冯骥的关键案卷抽出销毁，随后向上级汇报称可能是日军轰炸导致档案丢失，最终因“证据不足”，冯骥得以获释。 汪精卫酝酿投敌成立伪政权后，急于网罗所谓“人才”，地下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将法学背景深厚、处事干练的李时雨成功“推荐”进入汪伪集团核心层。 在1939年那个决定性的会议上记录下汪精卫的卖国密约，只是他潜伏汪伪心脏的开始。凭借出众的能力和“忠心表现”，他的职位如火箭般蹿升。 1940年，他即担任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1941年，更得到大汉奸陈公博的赏识和提拔，出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到了1942年，他的权力达到顶峰，一人身兼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以及清乡委员会处长和警察局司法处长三大要职，成为汪伪政权上海滩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 更令人惊叹的是，在汪伪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抓住最后的机会，利用掌握的职权，在关键的调拨单据上重重盖下大印，成功地将二十支德国手枪、一百支卡宾枪及六万发宝贵子弹，安全地运抵新四军手中，上演了潜伏生涯中惊险绝伦的最后一搏。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汪伪政权瞬间土崩瓦解，但李时雨的潜伏并未结束，反而进入了一个更为惊险的阶段，根据组织指示，他利用汪伪高官身份成功打入了前来接收的军统组织内部！军统头目戴笠甚至亲自任命他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少将组长。 他每日堂而皇之地进出戒备森严的军统特务机关核心区域，继续源源不断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情报，秘密传送到解放区。 然而，危机终于在1946年降临军统开始清查内部，李时雨被以“汉奸罪”逮捕入狱。 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坚持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个“法学专家”，并利用法律知识为自己辩解。 1949年2月，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门开启声中，他获准取保释放。 重获自由，他便立刻重启地下工作，直到四个月后，1949年夏天，他终于脱下了伪装十五年的“外衣”，穿上了日思夜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 那一刻的激动与感慨，被他写进了诗句：“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这位潜伏大师告别了惊心动魄的秘密战线生涯。 他将在“敌营”中锤炼出的智慧和勇气，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中。 信源： 《敌营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