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拒绝所有中国外交官入境，还开出离谱条件：中方要先让步。 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的海关闸机前，最后一名中国外交官被拦下了，这是今年5月中旬，当这位外交官完成临时离境公务后准备返回立陶宛驻地时，立陶宛边防警察拒绝了他的入境申请。 拒绝的理由被指是其外交证件存在问题或超过了申根区的居留期限，最终这位外交官未能重返工作岗位，被安排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至此根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LRT）等多家当地媒体在5月底至6月的追踪报道，立陶宛境内已经没有中国常驻外交人员了。 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外交状态，标志着中国与立陶宛自2021年关系严重恶化以来的最低点，两国关系在2021年降至仅维持代办级别的外交接触后，本就步履维艰。 导致这一局面的关键行动，主要源于立陶宛方面近年的政策转变。自中立关系破裂后，立陶宛政府停止为中国外交官更新或签发新的身份认证文件，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利乌斯·兰茨贝尔吉斯在后续解释中确认了这一点，称这是对立政策的延伸。 中方曾尝试采取变通方式维持最低限度的外交存在，立陶宛方面明确表示拒绝承认任何以“代办处”名义签发的证件或其权限，这实质上关闭了中国通过合法外交途径在立陶宛保持常驻代表的可能性。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LRT）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立陶宛政府还单方面设置了一项新的通行障碍：要求所有中国派驻其他国家的现任外交官，在计划访问立陶宛前，必须提前向立陶宛外交部进行通报并获得许可，此举极大限制了任何层级的中立官方交流通道。 面对立方的操作，中国的外交人员过去几年一直依赖着2021年关系恶化前就已签发的旧证件，以及在申根区的合法居留身份（如有效签证）留在立陶宛，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旧证件和签证陆续到期，却没有新的替代方案，导致在立外交人员数量自然减少。 这位5月份被拒绝入境的外交官，正是这种情况，他的合法居留身份到期，试图返岗时被立陶宛拒绝入境，立陶宛方面对这次事件似乎未觉不妥，其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甚至宣称立方已经“顶住了中国的压力”，并称“球在中国一方”。 立陶宛为何坚称“球在中国一方”？其核心立场未曾改变，兰茨贝尔吉斯公开表示，立陶宛已向中方提交了文件，寻求恢复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 但其关键前提条件非常明确：立陶宛断然拒绝更改或撤销其在维尔纽斯为台湾民进党当局设立的所谓“台湾代表处”的名称，立陶宛官方通讯社ELTA等媒体引述了政府相关表态。 立陶宛的逻辑是：只要中国接受该“代表处”继续运作，两国关系就可以恢复，这相当于要求中国在核心主权问题上作出根本性让步，以换取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对于中国而言，这触碰了外交红线。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视台湾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对这一僵局，中方在2024年初曾展现出一定的对话意愿，公开报道显示，中方表示对话大门仍然敞开，前提是立陶宛纠正错误，中方的善意回应未能换来立方的实质性改变，立陶宛依然坚持“代表处”名称不变。 僵持数月后，结果已然明晰，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LRT）引述匿名信源在6月份的报道，中方已于6月9日正式通知立陶宛外交部：中方不打算在短期内恢复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可以解读为，在立陶宛明确拒绝纠正错误的前提下，中国结束了等待。 对于中方而言，虽然采取了关闭复交可能性的行动，但相关业务早有替代方案，早在2022年，中国外交部就已将涉及立陶宛的领事保护与证件服务等领事业务，委托给了邻国拉脱维亚的中国大使馆来代管执行，这确保了涉及在立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基础服务不中断。 立陶宛单方面限制甚至拒绝承认中国外交人员身份的行为，在国际外交规则上引发了争议，国际法专家指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是规范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基础法律文件，其核心精神之一是促进外交代表顺利履职，外交官身份及证件的认证是履行职务的基本保障。立方的做法被视为违反了该原则。 分析人士认为，立陶宛的行动是其整体对华政策的一部分，自2021年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在所谓“台湾代表处”名称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此次通过技术性操作彻底关闭中方外交渠道，是这一冲突的延续和升级。 现实层面，立陶宛的强硬姿态对其自身经济关联产生了直接影响，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近年的公开贸易数据，相比中立关系恶化前，双边贸易额大幅缩水，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锐减，立陶宛企业界曾普遍担忧丧失中国市场。 未来立陶宛外交官在他国履行职责时，是否会遭遇类似“对等待遇”，成为一个国际关系中的现实问号，而这一切的代价，最终将由立陶宛的民众和企业来承受。 （信源：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LRT、立陶宛ELTA通讯社、欧盟委员会公开声明、欧盟统计局Eurostat贸易数据、参考消息网、新华社关于领事业务转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