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屠呦呦赴海南工作临行前留影。照片中的屠呦呦穿着朴素，提着拎包，虽然她的相貌并不算特别出众，但是她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信源：（上观新闻——屠呦呦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一生与青蒿结下不解之缘；新华网——海南老友回忆屠呦呦的抗疟往事(组图) 一张普通老太太的照片，背后却是一个足以改写世界医学史的传奇。 她85岁摘得诺贝尔医学奖，却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更没有院士头衔。 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至今唯一的诺奖得主，还被BBC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与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并列。 可她对这一切似乎毫不在意，能躲的“场面事”一概不露面，就连以她名字命名小行星的典礼，她也缺席了。 这样一个奇女子，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她的故事，得从头说起。少年时代的她也曾是病人，16岁时因肺结核休学两年。这段与药物为伴的日子，反倒催生了她最初的志向——从等待救助，到救助他人。 于是，病愈后的她发奋考入北大，选择了当时颇为冷门的医药学。毕业后，她进入中国中医科学院，在那座小楼里一待就是五十多年。 真正的考验始于1969年。当时，疟疾在越南战场肆虐，传统药物奎宁失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523项目”紧急启动，旨在研制抗疟新药。 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课题组组长。这任命多少有些无奈：当时院里有资历的专家大多已被下放，只剩她这个公认“情商不高”的实习研究员能扛起大梁。 于是，屠呦呦带着三个年轻人，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古籍里，从两千多个药方中筛选，最终锁定了“青蒿”。 在后续改用低温的乙醚提取时，实验室里没有专业设备，她和同事们就找来七口大水缸当容器。刺鼻的乙醚弥漫在楼道里，大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很快，提取物在动物实验中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还不够。动物实验曾出现过毒性反应，没人敢保证用在人身上是否安全。1972年，屠呦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以身试药。 幸运的是，一周后，她安然无恙。紧接着，她带着样品奔赴海南疫区，21例临床试验全部成功。自此，被非洲人民称为“东方神药”的青蒿素正式问世。 然而，在耀眼的光环之外，生活中的屠呦呦却是个特立独行、甚至有点“古怪”的人。老同事说她走路能撞上领导也不道歉，汇报工作会直接打断上级。 当年院里评职称，有人暗示她去“走动走动”，结果她抱着一摞实验数据扭头就走。最后就是她二十年没评上职称。 她也“活得潦草”。钱包丢过七八次，实验室钥匙总也找不着。丈夫说她结婚四十年没学会开煤气灶。 就是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生活笨蛋”，为何能成就非凡？或许答案很简单。当一个人的世界里只剩下纯粹的热爱与专注，所有的“不合群”与“笨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背景噪音。 但她这一生，最对不起的，还是自己的家人 在投身青蒿素研究期间，屠呦呦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几乎无暇顾及家庭。为了不影响科研进度，她将不满4岁的大女儿送到托儿所全托，而未满周岁的小女儿则被送回宁波老家由父母抚养。 这种长期的分离，使得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生疏，大女儿甚至不愿称呼她为“妈”。屠呦呦自己也曾表示：在那个时候，我们绝对是事业第一，生活要给事业让路。 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是她坚强的后盾。他不仅在精神上支持她，还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从买菜做饭到照顾孩子，让屠呦呦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李廷钊曾回忆说，屠呦呦每天回家都带着一身酒精味，因为长期接触有毒的有机溶剂，她甚至患上了中毒性肝炎。尽管如此，李廷钊从未抱怨，始终默默支持着妻子的事业。 屠呦呦对家人的忽视，也让她自己深感愧疚。她曾表示，为了工作而错失的天伦之乐，是再多的奖项荣誉也难以填补的缺憾。 屠呦呦的故事，既展现了她作为科学家的伟大，也反映了她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所做的艰难选择。 同时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脊梁”，不是靠头衔和人情世故堆砌的，而是靠实实在在的贡献，一锤一凿地铸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