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针我一针，疫苗之王科兴当初靠着新冠疫苗狂赚上千亿，分红500多亿，但谁也不知道，这背后竟然是真假董事会之间八年的拉扯，万万没想到，这背后竟然靠英国人拍板，来决定董事会席位是否判给了一个由华裔科学家操盘的美国基金。 一家曾经的中国生物制药骄傲，突然宣布了一笔足以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巨额分红，科兴生物，这家在全球疫情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公司，在停牌整整六年后，甩出了一张王炸：每股分红55美元。 要知道，它停牌前的股价才6.47美元，回报率高达850%。这不像是分红，更像是清仓式的撒钱。而这仅仅是开始，后续还有两轮，总额预计高达7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540亿，几乎掏空了公司73%的资金。 这听起来像是股东的末日狂欢，实则却是一场争夺公司控制权的“焦土战争”。要理清这背后的乾坤，得从两个曾并肩创业，后来却反目成仇的男人说起。 一位是尹卫东，出身河北唐山的防疫站小职员，却有非凡的科研天赋。上世纪80年代，他意外采集到中国第一份甲肝毒株，并凭此研发出中国第一支国产甲肝疫苗。科研搞定了，办企业却没钱，尹卫东几乎弹尽粮绝。 这时，他的“贵人”出现了，北大生物系出身的潘爱华。潘爱华不仅懂技术，更擅长资本运作。他看中尹卫东的技术，慷慨拿出500万现金，帮他完成了关键的临床试验。2001年，两人正式携手创立北京科兴，一个负责疫苗研发，一个主抓资本运作，可谓珠联璧合。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科兴顺势启动赴美上市。为了满足监管要求，两人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股权架构。 表面看，尹卫东通过境外上市体系，与股东共同掌握着国内运营主体“北京科兴”73.09%的股权；而潘爱华的未名集团则控制着北京科兴26.91%的股权，是单一最大股东，并手握一票否决权。 合作的裂痕，在2009年科兴转到纳斯达克主板后开始显现。潘爱华不满足于只做国内公司的大股东，他想走到台前，成为美股科兴的掌控者。他找来赛富基金，希望将自己名下的股份整合到境外上市公司。 赛富基金竟然直接反水，不仅自己悄悄买入科兴股票，还转头和尹卫东联手，谋划将公司私有化退市，再转回内地上市。这下，潘爱华彻底被惹恼了。如果尹卫东的计划得逞，他将彻底失去对北京科兴的控制权。于是，他强硬反击，联合其他资本公开提议罢免尹卫东。 正当两位创始人斗得不可开交时，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角色登场，让这场二人转瞬间变成了“三国杀”。他就是美籍华人李嘉强，一位哈佛医学博士，也是个早已在生物制药圈发了大财的资本高手。 从2013年起，李嘉强就如同“蚂蚁搬家”，悄无声息地在二级市场建仓。他利用马甲账户、亲属名义，甚至动用了远在加拿大的女儿和亲戚的账户，每次买入都巧妙地控制在5%的披露红线以下。就这样，他渐渐织成了一张掌握33%实控权的巨网，成了公司真正的最大股东。 2018年，就在内斗进入白热化时，李嘉强突然浮出水面，亮出底牌。他明确站队潘爱华，凭借其压倒性的投票权，一举将尹卫东阵营的董事悉数踢出局。 尹卫东当场傻眼，但很快反应过来，立刻启动“毒丸计划”，向其他股东大幅增发新股，稀释潘爱华阵营的股权。同时，他把李嘉强告上美国法院，指控其隐瞒股权信息，图谋不轨。 官司在美国打了两轮，李嘉强都输了，可他却异常淡定，不吵不闹，选择死磕到底，把战场转向了美股科兴的注册地开曼群岛。 到这时，尹卫东和潘爱华彻底撕破了脸。双方的斗争从发公告互相指责，升级到董事会上互相罢免，最后干脆直接“上阵肉搏”。 抢夺公司公章、互相给对方办公室贴封条、更换门锁，成了家常便饭。这场旷日持久的混战，最终引来了致命的后果：由于股东内斗不休，美股科兴生物被纳斯达克强制停牌，股价永远冻结在了6.47美元，一家充满活力的企业，就此深陷泥潭。 那笔羡煞旁人的巨额分红，根本不是什么股东回报，它只是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筹码。当公司的控制权成了唯一的焦点，董事会的长期动荡也为外部资本提供了绝佳的突破口。 外资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投票权，悄无声息地深度介入，一步步将科兴这家原本的疫苗领军者，推向了资本棋盘的中央。 以前科兴凭借技术和全球合作，是中国生物产业的骄傲。随着资本的游戏规则压倒一切，公司的根基也变得异常脆弱。董事会里的玩家们，关心的早已不是疫苗技术本身，而是如何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本来应该是造福人民的生物科学企业，现在却因为资本的游戏让这座大厦倾倒，就连当初说过要提升全球疫苗接种率的责任在这些资本运作面前都被抛诸脑后，所以，企业要想好好经营，就要好好分配好，别等最后暴雷，也别忘了企业创立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