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高志凯和欧洲一家智库CEO对话的视频，议题是讨论立陶宛被中国实施制裁的事项。 这个智库学者首先就义正辞严地质问高志凯，为什么中国政府仅仅因为立陶宛对台湾采取了“积极立场”，就停止从立陶宛进口商品；还将一批包括他在内的力挺立陶宛的智库人员列入“黑名单”，被禁止进入中国，他认为这是中国对欧洲国家的胁迫。 高志凯告诉他，这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中国的一中政策，立陶宛触犯了这条红线，而欧盟和智库人员却对此表示支持，这将会搞砸中欧关系。这时候，这个智库人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不屑一顾地轻蔑一笑：我们有新闻自由，任何一个国家当然可以自由地谈论台湾问题。 高志凯听闻此言，愤怒地反击道：这种缺乏敏感性和冷漠的程度让我吃惊，在欧洲，尤其是是在德国和奥地利，你不能否认大屠杀，否则将违反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律。言论自由并非真空存在，若你想违反一中政策，你将被禁止进入中国，你将承担所有后果。如果你想继续追究一中政策，你活该受到惩罚！ 这场对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社会对于我国台湾问题指手画脚的深层原因所在，在他们眼里，中国永远是那个一百年前任人蹂躏和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他们凭借经济、政治、军事等优势掌控了话语权，他们可以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说三道四、横加干涉，但是却不允许别人染指他们的敏感话题，违反他们的政治正确。 其实这种话语霸凌不仅是针对中国，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一直以来都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欺压和剥削。 已故埃及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就曾经在他的著作中系统分析了当前“全球南方”所处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并分析其不平等性的根源。 他总结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世界对“全球南方”展开的“超级剥削”行为的五大特征，分别是生产方式的“低位锁定”（出口导向、依赖低廉劳动力、产业破碎化）、垄断优势（技术、金融、军事等）、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转移、资本外逃和债务、买办资产阶级。同时，依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机制，学术精英构建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叙事，西方世界对“全球南方”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领域的权力优势，并将“全球南方”致力于探索自主现代化的尝试予以污名化。 面对这一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全球南方”必须降低对西方主导国际市场的依赖，致力于国内经济需要和自足的发展，其中要积极发挥国家在工业化、社会再分配等领域中的引领作用，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理念优越性。“全球南方”内部亦需要团结起来，通过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外的合作性公共产品，实现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