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兰州军区司令来到新疆，新疆军区司令亲自迎接，热情地说老战友好。他们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前排右四就是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上将，右二是新疆军区司令刘震上将。 1978年的一天，机场边风沙未歇，身着军装的迎接队伍早早等候着，带头的正是刘震上将，他亲自出面迎接的，是从兰州远道而来的韩先楚上将。 多年未见，两人相视而笑，那一声“老战友好”既朴实又深情，合影中，韩先楚站在前排右四，刘震紧挨着右二，一群老战友肩并肩站着，眉眼之间都写满了熟悉。 这场重逢，不是一段军礼那么简单，要说起这几位将军的渊源，还得翻回到几十年前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当年的红二十五军并不起眼，不像红一方面军那般名气大，但它是所有红军中唯一一支从鄂豫皖根据地一路坚持长征、最后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队伍。 就在那支队伍里，蹲过灶台、趟过雪地、挨过冻疮的一个班里，出了三位后来名震军界的高级将领：陈先瑞、韩先楚、刘震。 一次韩先楚临时走散，躲进树林里当起了“野人”，肚子饿得慌，头顶还响着敌人的枪声，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一队红军从前头路过，正是刘震带队。 他一眼认出了这个躲在草堆里的“野人”，还没等韩先楚开口，刘震就扑过去拉他一把，嘴里喊着：“同志哥，同志哥！”那场面，韩先楚到老都记得。 也不是没有争执，韩先楚年轻气盛，见义勇为，早年曾因为擅自释放一位被怀疑是“奸细”的老百姓，被调离了作战岗位。 领导说他“心太软，不适合指挥作战”，转眼就把他丢去做司务长。 韩先楚心里窝火，却不敢反抗。可也正因为这次调整，他后来才和刘震“搭伙”了——刘震那时候可没放过他，专门指派他做伙夫，还美其名曰“考验一名战士的责任感”。 说是考验，其实是开玩笑的成分更多，韩先楚干厨务根本不专业，有次打土豪回来，摸黑进人家厨房找吃的，一伸手抓到马桶里，一手“臭鸡蛋”捞出来，吐得满院子都是，嘴里还念叨“吃不得，吃不得”。 旁边几个战士笑到肚子疼，刘震更是边学他语气边打滚，几十年后再提这事儿，屋里一群将军照样笑作一团。 这些糗事其实也早就传成了口口相传的“红军段子”，不像教科书里那样严肃刻板，更多的是血肉饱满的生活本色。 1984年的海军大院，一场名为《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委会，成了将军班的再聚首，场子不大，坐下的都是一身伤疤、满脸皱纹的老战士。 会议室成了“揭短大会”，你一句“歪嘴子”，我一句“红花棉袄”，将军们笑得前仰后合，刘震当场模仿韩先楚当年“抓鸡蛋”的模样，说得眉飞色舞，韩先楚脸涨得通红，还不忘翻旧账，反咬刘震藏私盐，违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笑闹归笑闹，情分是真的，他们互相叫着小名、绰号，不叫军衔，也不提职务，哪怕韩先楚已经是副总参谋长、军区司令，刘震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陈先瑞也担任过几个大军区政委，坐一起还是“老班长、歪嘴子、小韩”。 这些称呼，是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熬出来的，哪怕身后写满军功章，也不如一句“老班长”来得亲。 更难得的是，他们仨后来走的路都不一样，韩先楚以“旋风司令”闻名，解放海南、指挥渡江、横扫中原，每一仗都打得干净利落，他的部队在国民党那边有外号，叫“疯子部队”，打哪儿哪儿塌，他是典型的前线型将领，不喜欢待在指挥部，老爱亲自侦查地形，跟着士兵一块摸黑钻沟。 刘震则是另一种将军，他打仗利索，但更擅长稳重指挥，打完仗最爱跳舞，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脱了棉衣也要摇一段，他喜欢西服、打领带、喷香水，老战士打趣说他是“军队里最像外交家的将军”。 他退下来以后，专门写了一篇《老同志要有点乐退精神》，说得清清楚楚：该退就退，别拖着不给年轻人腾地儿。 陈先瑞虽然不跳舞、不穿西装，但他用另一种方式“战斗”到最后，从1982年开始，他牵头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跑遍全国找材料，访老战士、查敌方档案，挑灯夜读改稿。 别人劝他休息，他摆摆手说：“写史不是写我自己，是替那些没名字的兄弟写点东西。”他常说他们那个班，只剩他们仨了，其他人，有的连个坟都没留下。 1986年，韩先楚去世，走得急，没有留下遗言，刘震在追悼会上沉默很久，最后只是轻轻地说：“老韩这人，一辈子没闲过。” 再后来，1992年，刘震也走了，那个老是跳舞、开玩笑、抹面霜的将军，连去世的方式都像谢幕。 1996年，陈先瑞也离开了，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访问，有人问他对“将军班”怎么看，他摆了摆手，说：“有什么好吹的？活下来的就仨，还有啥班可讲。”话音不高，但屋子里一下就安静了。 这个世界上，终究没有不散的班会，他们仨，从一个锅里吃饭的泥腿子红军，一路打成共和国的脊梁，又陆续走向人生的终点，他们没留太多话，却用几十年时间，把战友情、将军魂、红军史，刻进了共和国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