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名马家军骑兵拦住了一名走散的西路军战士，还要将他活埋，这时，一个地主对他们说：“知道我是谁吧？干嘛跟逃难人过不去呢！” 1937年3月12日，甘肃武威城郊。西路军电台政委龚兴贵躲在一座破庙里。他的棉袄被土匪抢了，身上只剩单薄单衣。伤口也开始腐烂。 “起来！” 一声喊，两名马家军骑兵端着马枪冲进来。 领头的用枪管挑着龚兴贵的下巴，恶声问：“共匪探子，藏哪儿了？” 龚兴贵想说话却没声音。三天前，土匪不光抢了他的衣服，还把他藏在棉袄夹层里的电台零件搜走了。 那零件，是他作为西路军电台政委的最后证明。 另一个骑兵上前，扯开龚兴贵的衣领，看到锁骨下面有个烙铁烫的疤。 这疤是三个月前在倪家营子突围时，被马家军连长用烧红的马掌烫出来的。 骑兵的手突然停住，盯着那疤。龚兴贵闭上眼睛，知道将面临什么。 “把他埋了，省子弹。” 骑兵队长踢开龚兴贵面前的破碗，说了句。两人架起龚兴贵，往庙后面拖。 龚兴贵听见铁锹铲土的声音，想起三个月前在祁连山。 那时候，他和战友们被马家军骑兵追着打，他还能背着电台跑。现在，连反抗的劲儿都没了。 地主的意外援手 “住手！” 一声大喊，两个骑兵停了。 龚兴贵眯着眼看，一个穿狐皮坎肩的中年人拄着拐杖走过来，后面跟着两个扛麻袋的长工。 骑兵队长脸色变了，赶紧说：“赵老爷，您怎么来了？” “这是我的地。” 地主赵福贵扫了一眼龚兴贵。 “你们马家军要埋人，得让我知道埋的是谁吧？” 他看了看龚兴贵的疤，又说。 “这年轻人是我家短工，前几天进山采药，迷路了。” 骑兵队长笑着说：“赵老爷别开玩笑，这明明是共匪……” 赵福贵突然大声说：“我外甥在马旅长手下当班长，要不要我现在派人去问？”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封盖着红泥印的信，“这是马旅长上个月托我买粮草的条子。” 两个骑兵对视一眼，松开了手。 赵福贵从长工手里拿过麻袋，对骑兵说：“这些麸子送到马营长那儿，就说是我赵某人给弟兄们的。” 转身时，他压低声音对龚兴贵说：“往西走二十里，有个叫‘双井子’的村子，找刘老汉。” 获救后，龚兴贵缩在赵福贵的马车里，想起以前的事。 1936年10月，他是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政委，跟着西路军过了黄河。 在一条山打仗时，情况危急，他三天三夜没合眼，守着一台坏了的电台，一直跟总部保持联系。 徐向前总指挥拍着他的肩膀说：“龚政委，你这电台就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但古浪一仗后，情况越来越糟。 马家军的骑兵一直追着西路军打。1937年1月，高台被占了，董振堂军长战死。 那时候，龚兴贵正在修被炮弹震坏的发报机。他记得那天半夜，陈昌浩政委流着泪说：“同志们，我们没退路了。” 突围的时候，龚兴贵的电台分队被冲散了。他和刘生标背着零件，在戈壁里走。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舔雪。 三天前，一伙土匪抢了他们最后的干粮和衣服。 刘生标把自己的破棉袄披在龚兴贵身上，自己穿着单衣，说去找吃的。然后就走进了黑夜，没再回来。 双井子村的土窑里，刘老汉用艾草给龚兴贵敷伤口。 刘老汉说：“上个月有个红军伤员从东边来，说西路军主力在梨园口被打散了，李先念政委带着几百人进了祁连山。” 龚兴贵正听着，突然听见门外有脚步声，赶紧抓起身边的木棍。 门开了，一个人跌进来，是刘生标！ 刘生标的棉裤膝盖处结着冰，怀里紧紧抱着个油纸包，喘着气说：“老龚，我在镇上偷了两个馍……” 话没说完，就倒在地上。 过了三天，两人换上刘老汉给的羊皮袄，继续走。 龚兴贵的伤口在草药作用下开始结疤，刘生标的冻伤却越来越重。 终于，他们看到了镇原县城的城墙。 刘生标指着前面，虚弱地说：“老龚，你看！” 镇原县的援西军司令部里，龚兴贵把藏在牙齿缝里的电台密码本拿出来。 通信科长看着，眼眶红了。 龚兴贵在伤员名单上看到了刘生标的名字，心里一喜。 刘生标正趴在炕上喝粥，看见龚兴贵进来，勺子掉在地上，又惊又喜地说：“我还以为你被埋在破庙后面了！” 两人抱在一起哭，龚兴贵摸到刘生标后腰的绷带。那是刘生标为了护他，被土匪用刀砍的。 1937年8月，龚兴贵跟着援西军改编成八路军一二九师，去了抗日前线。 平型关战役时，他带着电台突击队，冒着日军的炮火架天线，保证林彪师长的作战命令能传到。 打了胜仗，他摸着电台外壳上的弹坑，想起了在破庙里救他的地主赵福贵。 1964年，龚兴贵被授予少将军衔。 2002年，龚兴贵在大连去世，享年88岁。 龚兴贵和刘生标之间的战友情，还有赵福贵这样的普通人帮红军，都能看出在那个苦日子里，人们为了正义和理想，有多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