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民国才女丁玲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哪个都不舍得分开，于是提出了三人同居，共同生活，不可思议的是，她的想法竟然真的实现了。

1928年春，杭州西湖边的一座小院里，袅袅炊烟从青瓦屋檐下升起，丁玲穿着素色旗袍，端着搪瓷茶缸，站在院子里盯着满树的玉兰花发呆。屋里，胡也频正埋头校对稿子，桌上的油灯晃得他影子一颤一颤；冯雪峰坐在另一角，翻着一本俄国诗集，偶尔抬头偷瞄丁玲的背影。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别扭，像暴风雨前的闷热，谁也不吭声，可谁都知道，这场三人同居的“试验”快要崩了。

故事得从几年前说起。1924年，二十岁的丁玲拖着行李站在北平火车站，风尘仆仆，眼神却亮得像星子。出身湖南林里的她，家道中落后靠着母亲的开明支持，硬是从平民女校读到上海大学，又混进北大课堂偷听新思想的课。她的世界被俄国文学、法国诗歌和革命的火种点燃，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让她像一株野草，踩不垮，风吹不倒。

在北平的文人圈子里，她遇见了胡也频。这个比她大一岁的报社编辑，穿着旧西装，笑起来却有种让人心动的温暖。丁玲刚失去弟弟，伤心欲绝，胡也频偏偏像个傻小子，天天捧着红玫瑰往她租的四合院跑，愣是把她冷掉的心焐热了。两人没扯证就住到了一起，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这份大胆让街坊邻居指指点点，可丁玲只当耳旁风。

她和胡也频挤在逼仄的屋子里，靠着微薄的稿费过日子，夜里聊着文学和革命，日子清贫却甜。 可命运总爱捉弄人。1927年，丁玲在北大旁听时，认识了冯雪峰。这个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乍看像个乡下教书匠，可一聊起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眼睛里就冒出光。

丁玲被他的才华迷住了，俩人从文学聊到理想，聊到深夜还舍不得散。她心里像被什么攥住了，胡也频的炽热像火，冯雪峰的知性像风，她不想选，也选不了。 于是，她做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1928年初，她把两个男人叫到西湖边的一家茶肆，直截了当地说：“我放不下你们俩，咱仨一起过日子，行不行？”

胡也频愣住了，冯雪峰低头不语。茶肆外，湖面烟波浩渺，船娘的歌声远远传来，像是给这场荒唐提议配了背景音。出乎意料，两个男人都点了头。或许是年轻气盛，或许是不想输给对方，他们租下西湖边的一座小院，开始了这场注定短命的“三人行”。

小院的生活像一出戏，开场热闹，结局却仓促。白天，三人各忙各的，胡也频写文章，冯雪峰教书，丁玲埋头创作。可到了晚上，饭桌上的气氛总像绷紧的弦。胡也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隐忍，冯雪峰的沉默里藏着不甘。丁玲试着用笑声调和，可谁都不是傻子。半年不到，胡也频先绷不住了，他收拾行李去了上海，临走时丢下一句：“你自己选吧，我等不了。”

冯雪峰没多久也走了，留下丁玲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发呆。 她没沉沦太久，收拾心情追到上海，和胡也频在法租界租了间小屋。两人重燃热情，加入作家联盟，办出版社，写文章，日子虽苦却有奔头。1930年，儿子胡小频出生，丁玲以为生活终于有了个安稳的锚。

可世事无常，1931年2月，胡也频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逮捕。丁玲四处求救，甚至托人找到陈立夫，得到的答复却是“投降可保命”。她知道，胡也频宁死不屈。2月7日，28岁的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枪决，成了左联五烈士之一。

丁玲抱着不满百日的儿子，泪水浸湿了襁褓。 1931年底，翻译家冯达走进了她的生活。他没有胡也频的激情，也没有冯雪峰的才华，但他会安静地陪她散步，帮她做饭，在她崩溃时递上一杯热茶。对一个被悲痛掏空的女人来说，这份平淡是救赎。两人同居，生下女儿蒋祖慧。可这段感情注定是过渡，1933年5月，丁玲与冯达被国民党逮捕，狱中生活让丁玲一度怀疑冯达出卖了自己，但冯达的泪水和誓言让她选择了相信。

出狱后，她果断与他分手，带着女儿奔向延安。 1936年，丁玲抵达延安，成了红色根据地的文学旗手。她投身西北战地服务团，笔下写尽战火中的人民。可感情的火焰从未在她心中熄灭。1942年，她遇见了陈明，一个比她小13岁的宣传股长。他的朝气和才华让她想起年轻时的胡也频。

两人迅速靠近，尽管年龄差距引来非议，陈明甚至冲动地与别人闪婚又离婚，但丁玲不在乎。她在延安街头牵着陈明的手，眼神坚定，像在向全世界宣布：她要的，是真心相守。

1986年，82岁的丁玲躺在病床上，握着陈明的手，笑着说：“你再亲亲我。”她闭上眼，脑海里或许闪过西湖边的那座小院，闪过胡也频的玫瑰，冯雪峰的诗集，还有陈明的陪伴。

丁玲的一生，像一部长篇小说，充满了激情、伤痛与坚守。她用文字和行动，挑战了那个时代的枷锁。她的作品，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记录了女性的内心世界，也映照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据统计，她一生创作了超过300万字的作品，影响了无数读者。

她的生命，是一场对自由与真我的不懈追求，留给后人无尽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