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九铁路项目当年开工时，原定方案是经安徽阜阳到江西九江，这从建设成本和施工难度来说都比较小，但后来河南信阳地区的副专员郑淑真同志为了让老区人民有铁路，他找到万海峰希望他能替家乡说话，让铁路绕行大别山。 对于郑淑真的请求，万海峰表现的很重视，在他看来老区人民曾经养育了红军，并且大别山地区又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等我军重要革命力量，最终他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找到多位老将军联名上书，使得国家对老区的帮扶扶持落实了下来，就这样京九线走了老区成为了一条扶贫线。 京九铁路最早的方案，是走安徽阜阳，然后南下江西九江。 看地形图就知道，这条线路走得顺，地势缓，花的钱也少，修起来不太费劲。 可到头来，这条铁路拐了个弯，绕道河南信阳，穿进了大别山深处，一路穿山越岭，代价不小。 很多人不太理解，怎么就偏要费那这劲？说白了，这不是一条纯粹为经济修的铁路，这是一条有人情、有记忆的线。 大别山，革命老区，红军的摇篮。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山沟沟里走出了多少队伍、多少人？但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地方因为交通闭塞、资源稀缺，发展长期落在后头，成了全国贫困线下的“沉默角落”。 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规划京九铁路时，有人就琢磨，是不是能借着这个机会，让铁路绕进老区一回，给它打通条命脉。 这事要真成，那就是对老区的一次雪中送炭。 但要让一条国家级大动脉拐弯，不靠情怀，得有人“敢拍桌子”。 当年从信阳出来的副专员郑淑真听说这事，心里就急了。 信阳是革命老区，是红军长大的地方。 京九线要是就这样绕过去，老区又要被晾在边上，她想到了万海峰。 万海峰，那是从信阳新县走出来的红军娃，从十三岁起就在队伍里混日子。 他的名字都是在战火中得的，“万海峰”三个字，是红28军政委高敬亭亲口取的——“红军像海一样汇聚，像山一样高。”后来他做过新四军、解放军，也当过军区政委，是个实打实的老革命、老将军。 郑淑真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离休，但那种“老区人心里苦，不能不管”的念头，一点没淡。 她是带着请求去的，话不多，但一句“不能让咱老区再断一回路”，把万海峰心里那根弦一下绷住了。 他没说多的，当场就答应：“我来试试。”试，是要动用几十年军旅生涯攒下的人脉。他打了很多电话，找了李德生、尤太忠、郑维山、高厚良这些老同志，也都是从战场上一路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将军。 他们几个人聚在一块，起草了一封给中央的建议信。 那封信，没有大话套话，只讲一件事：大别山，是共和国的根，要让根通上路。 信寄出去没几天，就传来回音，中央批了。 规划图改了道，京九线拐进了信阳，绕进了老区。 谁都知道，这一拐，多花了不止几个亿，多修了不少山洞桥梁，但也正是这一拐，让无数原本困守大山的县市搭上了国家南北交通的大网。 在这场拐弯工程里，万海峰没站出来讲过功。 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这是一口气，得帮老区争下来。” 这口气，他争了一辈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成都军区任政委时，他刚上任时收了两麻袋信，全是申诉、喊冤、求平反的。 他和司令王诚汉一拍即合，立马组了调查组，一件一件查，一桩一桩改。 五千多名冤案干部得到平反，地震医院退还宗教地产，军区还主动把占着的土地房子一一清清楚楚地退给了老百姓。 这些动作，不是拍脑袋，是一步步协商出来的。 他特别强调：“军队不能跟老百姓抢地、争房子。咱是保家卫国的，不能变成压着地方的。”很多人说他过于较真，他不在乎。 他一向看得明白：军队要有威信，得先有人品。 他在成都干得最难的一段，是1985年合并昆明军区的风声传出来那阵子。 按照当时总参谋部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要“吃掉”成都军区，机关撤点、干部精简、营房停建，气氛一下子压得透不过气。 他跟王诚汉坐下来，把形势捋了个通透。 成都不是没人，成都的通信、交通、后勤比昆明更成熟，尤其是对西藏方向的管控能力，是一步步打基础打出来的。他们写了一封建议信，主张保留成都军区作为定点，并送到了杨尚昆、张爱萍这些军委领导手里。 关键时刻，傅全有将军也表态支持，说得明白：战争结束后，昆明地处边角，不适合作为长期战略指挥部。 最终，定点保在成都，万海峰也成了合并后新军区里唯一一位原班子留任的政委。 这些年里，他在干部安排上十分注意“公道”两个字。 新成都军区成立后，他亲自安排机关宿舍，一栋新楼直接让给原昆明机关干部。 他常说，不怕辛苦、不怕牺牲的干部，不能在分蛋糕时吃亏。要让人看到制度是有温度的，哪怕是打过仗、挨过枪子儿的人，也该感到被尊重。 离休以后，他干的事也没闲着。 他每年都到唐山走一圈，那是他当年带兵抗震救灾留下的地方。 他主持成立红军小学理事会，一年能跑十几趟地方为学校筹款。他晚年身体好时，还会去公园晨练，听听收音机，见见家乡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