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痛斥高额医药费美国药品价格高得离谱，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美国药品价格是人家的 3 - 5 倍。就拿 PD - 1 抗癌药来说，其年治疗费用在美国高达 116 万元，而在中国仅需 11.6 万元左右，相差足足 10 倍；治疗罕见病的诺西那生钠，美国单支售价 87.5 万元，中国则约为 3.36 万元，是中国的 26 倍。

在美国，药企通过专利悬崖策略牢牢把控市场。当药品专利快到期，即将面临仿制药竞争时，他们会采用各种手段延长垄断期。比如改变药丸涂层，然后申请新专利，把原本通常 20 年的专利垄断期延长至 15 年以上。像 Humira（阿达木单抗）这款畅销药，艾伯维公司通过构建专利堡垒，延缓了低成本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的进入，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得以长期维持高价 。从 2009 年至 2019 年，其在美国的销售价格提高了 18 倍，到 2021 年，价格又上涨了 7.4% 。专利保护和市场独占权，使得药企在新药研发成功后的很长时间内，能以垄断价格销售药品，将研发成本及期望利润转嫁给消费者。​

药品福利管理公司（PBM）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不当勾结，进一步推高了药价。PBM 原本是介于保险机构、制药企业、医院和药房间的管理协调组织，早期旨在帮助医保支付方和商保公司控制药品费用，比如拟定药品目录、与药企谈判获取返利、审核药品处方等 。但随着创新药销售金额占比上升以及仿制药价格上涨，PBM 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如今，PBM 拥有极大的处方话语权，他们会依据药企返点的多少来决定使用哪家企业的药品 。举例来说，某 PBM 对最终零售价 400 美元的胰岛素，会要求企业返点 60 美元。药企为了增加销量，不得不尽量满足 PBM 的高额返点要求，而为了弥补返点造成的利润损失，便只能不断提高药品价格，从而形成了 “返点 - 涨价” 的恶性循环。​

另外，过去五年，大型 PBM 公司纷纷与商保公司合并，如第一大 PBM 商 ESI 与保险公司 Cigna 合并，第二大 PBM 商 CVS 与商保公司 Aetna 合并 。这种合并使得保险公司与制药企业的利益紧密捆绑，从过去的互相排斥转变为利益趋同，而维持高药价成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诉求。对于上述 400 美元的胰岛素，保险公司能从高额返点中获得 240 美元的进账，实际支付并不高。保险公司还能以高药价为基准精算保险合约和费率，吸引更多人参保，即便保费较高也能保持保险合约的吸引力。要是药价无法维持高位，保险公司的保险合约吸引力、保费收入和药品返点收入都会持续下降，这就是美国保险公司反对药品价格谈判的原因，也是美国高药价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本因素之一 。​

面对高昂的药价，美国政府也试图做出改变。拜登政府颁布的《通胀削减法案》，其中 “药品价格谈判” 章节意义重大，它赋予了联邦政府授权 Medicare 对相关药品直接进行价格谈判的权力，且带有强制性质，这有望改写药企完全自由定价的历史 。不过，该法案对纳入谈判的药品清单设置了诸多限制，比如须是单一来源企业，没有仿制药或生物类似药，上市须大于 9 年以上，医保资金消耗大于 2 亿美元的非孤儿药才会被纳入谈判 。并且，价格谈判不会马上落地实施，要到 2026 年才开始执行谈判后的药价，2024 年 9 月 1 日才会公布 2026 年生效的 10 款药品谈判价格 。代表药企利益的美国制造业协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正在斥资数亿美元游说各方抵制这项政策 。这一系列情况表明，美国药品价格问题涉及多方利益博弈，改革之路困难重重，短期内美国民众想要摆脱高昂药价的困扰，依旧不太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