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女知青郭文婷抱着4岁的儿子回到了北京，母亲看着她怀里的孩子直接破口大骂：“你知不知道廉耻！”谁知道吃过晚饭后，母亲又抱起孩子说：“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 四年前，1972年的陕北延川县，窑洞里煤油灯昏黄地摇晃，土炕边挤满了人。郭文婷咬紧牙关，汗水混着泥土味儿，湿透了她的军绿棉袄。 接生婆李婶儿手忙脚乱，锈迹斑斑的剪刀在灯上烤了又烤，嘴里念叨：“使劲儿，娃要出来了！” 窑洞外，暴雨砸得屋顶直漏水，瓦盆“滴答”接水的声音像催命符。文婷疼得几乎晕过去，脑子里却只有一个念头：孩子得活！ 那晚，文婷拼了命生下玉强。接生婆用草木灰止住血，粗布襁褓裹住皱巴巴的小家伙。窑洞里，李强夫妇——文婷的房东，蹲在门槛上抹眼泪。 没人提孩子的爹是谁，大家心照不宣。文婷是个北京知青，18岁下乡到这黄土高坡，城里来的细皮嫩肉早被风沙磨得满手冻疮。 她没说，村里人也没问，只知道孩子的爹是个“去了的汉子”。陕北人厚道，村里人帮她把孩子养到一岁，玉强学会叫“娘”时，文婷抱着他哭了整整一宿。 1976年，知青返城政策松动，文婷终于等来了回北京的机会。她攥着公社开具的《随行证明》，抱着玉强，挤上延安到铜川的破旧大巴。 车厢里满是麻袋和鸡笼，玉强吓得哇哇哭，文婷哄他：“别怕，咱要回北京，见姥姥！” 36小时的绿皮火车，座位底下铺着麻袋当床，文婷搂着玉强，闻着车厢里混杂的汗臭和煤灰味儿，脑子里全是母亲李桂兰的影子。 她想起1968年下乡前，母亲在胡同口送她，塞给她一双尼龙手套，说：“城里闺女到乡下，别冻坏了手。” 可如今，她带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回去，母亲会怎么看她？火车摇晃，文婷低头看玉强，孩子穿着陕北的红布肚兜，绣着蝎子图案，小脸冻得通红。她摸摸孩子的开裆棉裤，心里酸得像灌了醋。返城路上，她翻来覆去想，该怎么跟母亲开口？ 椿树胡同的冬夜，煤炉里烧着劈柴，豆汁味儿混着大白菜的霉味飘满院子。文婷推开家门，母亲李桂兰正蹲在水管边洗碗，藏蓝涤卡罩衫卷到手腕。她一抬头，看见文婷怀里的玉强，愣了三秒，抄起手边的蓝边瓷碗就摔在地上，碎片四溅。 “你个死丫头！知不知道廉耻？带个野孩子回来，街坊四邻咋看咱家！”文婷低着头，玉强吓得缩在她怀里，抓着她棉袄上的深蓝补丁不敢吭声。 文婷咬咬牙，鼓起勇气说：“妈，这是我儿子，玉强。他没爹，但我得把他养大。”李桂兰气得手指戳着文婷额头，骂得更凶：“你爹走得早，我拉扯你这么大，你就给我带个这回来？” 胡同里邻居探头探脑，文婷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被刀刮。她抱着玉强回了屋，窑洞里带回的粗陶碗被她紧紧攥在手里，像在陕北熬过那些苦日子的见证。 可到了晚上，气氛却变了。文婷做好了鸡蛋打卤面——北京人接风的规矩。玉强小口吃着，眼睛盯着桌上的煤油灯，像在陕北窑洞里看惯了的那盏。李桂兰没说话，默默端起碗，夹了一筷子面给玉强。 吃完饭，她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块陕北灶糖，塞到玉强手里，低声说：“吃吧，甜的。” 文婷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她想起在陕北，李强夫妇每次过年都会给玉强塞灶糖，说是“甜了日子，娃就不苦了”。 那天夜里，玉强睡在炕上，裹着文婷从陕北带回的羊毛毯，呼呼大睡。李桂兰坐在煤炉边，盯着火苗，低声问：“孩子爹咋回事？”文婷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他是个好人，村里民兵，去年山洪没了。我没嫁他，但他留了这个娃给我。” 她没提那段感情的细节，只说孩子是她拼了命要护住的希望。李桂兰叹了口气，没再骂，起身拿了条旧毛巾，帮玉强擦了擦嘴角的灶糖屑。 第二天，胡同里公厕排队的人群里，玉强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吓得哇哇大哭。邻居大妈笑着说：“城里娃，咋还怕这玩意儿？” 李桂兰没好气地瞪了邻居一眼，抱起玉强说：“我外孙，怕啥？慢慢学！”文婷站在一旁，看着母亲的背影，心里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她知道，母亲嘴硬心软，这句“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是她能给的最大宽容。 1976年的北京，胡同里依旧是煤炉烟和冬储白菜的气味，文婷却觉得比陕北的窑洞多了几分暖意。 玉强慢慢适应了城里生活，学会了用筷子夹卤面，也不再怕抽水马桶。文婷找到一份工厂的工作，母亲李桂兰每天早起给玉强做早饭，偶尔还念叨：“这娃长得俊，跟你小时候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