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释永信说话的都是什么三观？孙玉良：图财图色的和尚滚回家种地】

写了一篇题为《释永信被查大快人心，孙玉良：去年我就跟释德政表达过对他的愤怒》文章，结果引发网络激辩，一位名为“大宗物资贸易指南者金融引进换服务”的网民激烈反驳，将与我的争论推向戏剧性的高潮。这位网民核心逻辑直白而凌厉：释永信开公司赚钱不犯法，和尚也是人也有本能，批评者无非是“见不得官和富人”的仇视心理作祟。

如果释永信是俗人，是刘应成而非释永信，我懒得批他。俗人赚了钱，找了几十个情人，生了几十个孩子，这在当今社会司空见惯。但释永信是个和尚啊，而且是大和尚，少林寺的方丈，还是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这么高的身份，却是个“花和尚”，“财和尚”，把佛门净地搞成了商业帝国，那就不行了。释永信这一桶油，浇灭的是人们对佛教的信仰。

“人家犯撒法了吗？”，这位网民问。释永信犯没犯法，再等一段时间就知道了，有关部门会彻查。先不谈这个问题，先说说佛教的根本戒律“不淫欲”、“离贪欲”，释永信守住了吗？释永信以方丈身份“华丽转身”成为庞大商业帝国的掌舵人，这不是对佛门的污辱吗？公众审视的不仅是其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更是袈裟之下角色与行为的撕裂感。法律是社会的底线，而宗教戒律则是信徒仰望的星空。信徒们怎么仰望释永信？看他那一副贪财贪色的嘴脸吗？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少林寺从青灯古佛到全球品牌，释永信“功不可没”。但商业化让千年古刹焕发“新生”，也令“寺院”这一符号承载的宗教神圣性在门票经济中悄然消解。当信仰空间与商业运营的边界日益模糊，人们不禁追问：这究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还是对信仰本质的悄然背离？那位网友的“高瞻远瞩”论，恰恰忽略了公众对宗教场所“过度世俗化”的深切忧虑。我再重新说一遍，这是寺院，不是商场。这是四大皆空的信仰之地，不是追求享受的奢靡之所。如果你贪财好色，请脱下那身袈裟，滚回你的老家种地去。

“只要是动物，有不贪的吗？”，“大宗物资贸易指南者金融引进换服务”这种将人类动物性本能无限合理化的逻辑，悄然消解了社会对特定角色的合理期待。僧侣身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自愿承载超越世俗的戒律规范。公众人物，尤其是宗教领袖，其言行天然具有示范效应。对其提出高于常人的道德要求，并非“道德绑架”，而是社会角色与责任的内在逻辑。将批评简单归为“见不得别人好”，恰恰回避了角色责任这一核心议题。

“大宗物资贸易指南者金融引进换服务”还给我戴上了两顶“仇富”、“仇官”的帽子。这两顶帽子我可不想戴。因为我既不仇富，也不仇官。相反我也想当个富人，更想当个“为人民服务”的官。但赚钱，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官，要“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可否认，社会心态中夹杂着对财富与权力分配不公的复杂情绪。然而，释永信引发的争议本质并非单纯针对其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积累方式与其宗教领袖身份之间令人不安的错位。当精神引领者的形象与商业巨头的标签重叠，公众的困惑与质疑，远非“眼红”二字可以概括。

释永信引发的舆论海啸，映照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深层焦虑：面对传统与现代、信仰与世俗、法律与道德的多重碰撞，我们如何安放那些曾经清晰的边界？当袈裟与西装在同一人身上交织，社会又该以何种标尺衡量其言行？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对释永信个人的捧杀或棒杀，而是借此契机，展开一场关于社会角色、信仰本质、商业伦理与监督机制的冷静思辨。唯有超越“非黑即白”的喧嚣，在理性对话中凝聚共识，才能缝合被这场争议撕裂的认知鸿沟，让法律、道德与信仰各归其位。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尊重合法获取的财富，也应当守护那些不容亵渎的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