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时健出狱后，中央领导去玉溪卷烟厂视察，对省里的领导说，你们要多多给他关照，他是我们的功臣。

马军在1984年开始担任玉溪卷烟厂的法律顾问，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与褚时健见面的情景。当时，褚时健还未成名，约定的见面地点是昆明的茶花宾馆，那天正值周四。马军当时是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的副处长，兼职为大型国企提供法律咨询，特别是关于合同法的讲座，因此被褚时健注意到。马军笑着说，愿意为褚时健的烟厂提供法律顾问服务，部分原因是能够获得大量的内供烟抽，那时候，80年代的烟厂普遍流行白壳包装的烟，成为了疏通关系的手段。 那天，昆明下着大雨，褚时健冒雨赶到宾馆。尽管他当时名气不大，但马军很快就被他吸引了。褚时健在简短的对话中，表现出了对法律逐步规范化的深刻理解，他认为烟厂未来将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法律要求，因此必须有专业的法律顾问团队来应对这些变化。两人约定在高档的地方见面，但吃的却很简单。褚时健将菜倒在米饭上，迅速吃完，接着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对烟厂的规划以及未来的抱负。马军注意到，褚时健的经商才智在这时已经展露无遗。 事实上，褚时健的经商天赋早在他最初经营红糖厂时便显现出来。1963年，褚时健被分配到西双版纳的曼蚌糖厂（后来改为戛洒糖厂），这是一家长期亏损、发不起工资、每年依赖财政补贴勉强维持的工厂。然而，褚时健上任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他对糖厂的设备进行了升级，增加了榨糖机的滚筒数量，从3个增加到9个，并用新的蒸汽锅替代了旧的锅炉，这样大大节省了燃料的消耗。除此之外，褚时健还将糖厂的工资制度改为按劳取酬，生产的红糖越多，工人就能赚得更多，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

诸时健，这个名字在玉溪卷烟厂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对玉溪卷烟厂的发展和壮大功不可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诸时健就已经在玉溪卷烟厂担任了重要职务。那时的玉溪卷烟厂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产品质量和品牌知名度都无法与其他烟草巨头相提并论。 然而，诸时健凭借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带领玉溪卷烟厂渡过了最艰难的创业阶段。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生产工艺到营销策略，从人才招募到企业文化，诸时健对玉溪卷烟厂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在诸时健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的产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玉溪卷烟也逐渐成为了国内知名的品牌。 然而，人生的起起落落往往令人难以预料。功成名就之际，他竟因赌博问题锒铛入狱，从云端跌落谷底。他初时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整日愁眉不展，甚至一度想过轻生。所幸，在狱方的安排下，他接手了管理图书的工作。 这项工作虽然简单，却给了诸时健一个安顿身心的港湾。埋首书海之中，他渐渐找回了些许平静。狱中探视的队伍络绎不绝，既有家人朋友，也有昔日的部下和生意伙伴。大家都惦念着诸时健的境遇，纷纷带去慰问的物品。 劫难无情，诸时健的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导致他时常昏厥，几次命悬一线。狱方见状，决定为他办理保外就医。诸时健出狱后，中央领导去玉溪卷烟厂视察，对省里的领导说，你们要多多给他关照，他是我们的功臣。

1943年，褚时健的父亲去世，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近距离接触死亡。从那时起，褚时健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他说：“死意味着永远离开，意味着你本来正在做的事再也做不成。父亲的死让我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可怕，也让我明白活着的重要性。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一件事做好，尽好自己的责任，就是不辜负这一生。” 褚时健将褚橙打造成知名品牌后，每年总会有人到哀牢山拜访，向他请教经验。曾有一个年轻人从福建远道而来，问他：“我毕业六七年了，什么事都没成，接下来该怎么办？”褚时健听后，淡淡地说：“你才六七年，我种果树都十年了，急什么？”对于那些二三十岁就急于“成功”“一夜暴富”的年轻人，褚时健时常感慨：“总想着抓现成的，靠大树碰运气，哪有那么好的事。人生没有顶峰，也没有一劳永逸的事，事情是要不断做下去的，我都快九十岁了，不还是在摸爬滚打吗？” 褚橙的成功并不令褚时健感到意外。在他看来，品质才是最为重要的。他每周都会抽出一天时间，从玉溪大营街的家中出发，前往新平县嘎洒镇的果园，行程两个半小时。大营街是云南第一村，当地农民依靠褚时代红塔集团的配套产业发家致富。因此，褚时健的行程，仿佛是从一个时代跨越到另一个时代。他每次来到果园，看到近3000亩的橙树和27万株橙树，他才会露出笑容。 橙树开花结果后，褚时健每周都会亲自上山尝果，直至橙子完全成熟。作业长向他汇报本周出现的问题时，他总是第一时间亲自到田里解决。这种做法延续了他在经营红塔时的管理风格。红塔时期，褚时健的第一原则就是“不让问题出车间”，他始终坚持不把问题留到第二天。2012年，85岁的褚时健通过电商将褚橙推向市场，凭借着优良的品质，褚橙常常被抢购一空，成为名副其实的“橙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