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地主丁枕鱼被判死刑，在刑场上看到了外甥王树声，直喊救命，谁知对方竟然直接让刽子赶紧砍了他，这是为何？ 1927年春天，湖北麻城王家村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22岁的王树声刚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就做了一件在当地引起巨大争议的事情。 他把自家的70多亩田地全部分给了村里的贫苦农民，这些田地是王家几代人积累的家业，按当时的地价值不少钱。 王树声的决定让家族里的人难以理解，堂弟王宏文找到他说：“哥，这些田地是爷爷留下的，你这样做对得起祖宗吗？” 王树声回答得很直接：“田是农民种的，粮食也是农民收的，我们家凭什么不劳而获？”这个回答虽然简单但体现了他对土地问题的基本认识。 当时的麻城县像王家这样的地主并不算最富有的，真正的大地主是那些拥有数百甚至上千亩土地的家族，他们往往与当地官府关系密切。 王树声的亲戚丁枕鱼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在黄安县拥有近千亩良田，手下还有十几个佃户。平时在县里也有一定影响力，经常为一些纠纷做“调解”。 1927年夏天，农民协会在黄安县成立，按照当时的政策，要对大地主进行清算，重新分配土地。这个消息让丁枕鱼感到不安。 他找到王树声，希望能够通过这层亲戚关系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丁枕鱼说：“树声，我是你的长辈，农会的事情你要照顾一下。” 王树声明确告诉他：“农会是为贫苦农民服务的，不会因为亲戚关系而改变政策。”这个回答让丁枕鱼很不满意。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丁枕鱼开始暗中阻挠农会的工作，他串联其他地主，拒绝交出多余的土地，还鼓动佃户不要参加农会活动。 丁枕鱼的行为越来越过分，他让人在农会门口倒垃圾，撕毁宣传标语，甚至威胁农会的积极分子，有几个农民因为参加土改被他家的打手殴打。 农会的其他成员对此很担心，毕竟丁枕鱼是王树声的亲戚，处理起来确实比较敏感，有人建议先做思想工作，看能不能说服他主动配合。 王树声经过考虑后认为，不能因为个人关系而影响整个土改工作，他在农会会议上表态：“谁反对土改，就是全体农民的敌人，必须严肃处理。” 1927年10月，农会决定对丁枕鱼进行公审，消息传出后，很多人都想看看王树声会如何处理这个棘手问题。 公审当天，县里来了很多围观的民众，丁枕鱼被带到台前，农会宣读了他的罪状：阻挠土改、殴打农民、破坏农会工作等。 按照当时的政策，像丁枕鱼这样的恶霸地主，情节严重的会被判处死刑，农会经过讨论，决定执行最严厉的处罚。 当宣布判决结果时，丁枕鱼转头看向王树声，希望这个外甥能够为他求情，但王树声没有任何表示，判决按照程序执行。 这件事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们看到连王树声的亲戚都不能例外，对农会的决心有了更深的认识，土改工作因此进展得更加顺利。 从经济角度看，土地重新分配确实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的佃户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当年的粮食产量就有所增加。 王树声的做法也为其他地区的土改提供了参考，坚持原则、不搞特殊化，成为那个时期土改工作的基本要求。 1930年，王树声参加了红军，开始了军事生涯，他在大别山地区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那里的土改经验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根据地的农民政策相对温和一些，除了没收地主土地外，还保护中农的利益，鼓励发展生产，这种做法得到了更多农民的支持。 抗日战争期间王树声在晋察冀边区工作，那里的减租减息政策比土改更容易推行，既照顾了农民利益，又避免了过激的冲突。 解放战争时期他回到大别山地区，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当地农民对他印象很深，许多人主动参军或提供支援。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王树声负责地方工作的配合，由于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部队的后勤保障比较充足。 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声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但他的生活一直比较简朴，很少搞特殊化。 1960年代，有关部门要为他修建专门的住房，他提出了几个条件：面积不能太大、不要独门独院、周围不要派太多警卫。 直到1974年去世，王树声都住在普通的宿舍里，他常说：“当年分掉家产参加革命，现在更不能贪图享受。” 信源：【人物研究】“神枪大将”王树声——黄冈史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