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稠，俗姓孙，是北朝时期的僧人以及禅学宗师，他年少时体质较弱，于是他到了后来发愤习武，练得拳脚敏捷骁勇，身轻如燕，并且身手灵活。同时他理解能力极快，以至于学佛成绩卓著，因此他的被少林寺首位住持跋陀（又名佛陀跋陀罗）称赞为“葱岭以东，禅学之最！”随后他便在嵩岳寺讲经说法，影响很大。 僧稠祖籍昌黎（今河北），之后举家迁居到钜鹿瘿陶（今河北宁晋），他自幼便以孝顺与诚信闻名乡里，年少时勤奋钻研传世典籍，对五经和史书融会贯通，凭借出众的才学被征为太学博士，负责讲解经籍要典。 在当时，僧稠的才能与声望在群臣中出类拔萃，正当朝廷想要委以重任之际，世事无常，他的心境悄然转变，逐渐产生厌世之感。为求解脱烦闷，于是他便开始大量研读佛教经典，从此踏上与佛结缘之路。 二十八岁时，僧稠于钜鹿景明寺师从法师僧实剃度出家。初入佛门，他跟随禅师佛陀的弟子道房禅师学习止观禅法，由此成为一名专注禅修的僧人。为追求禅法的精进，于是他北上游历至定州嘉鱼山潜心修习。 起初，禅定对僧稠而言困难重重，始终无法进入定境。幸好他得到一位来自泰山的僧人启发，他豁然开悟，仅仅十天便成功摄心入定，这一突破令僧稠倍感欣慰。 五年后，僧稠又前往赵州（今河北隆尧）漳供山，师从道明禅师，学习十六特胜法，开启了禅修的新阶段。在这期间，他克己苦修，九十天内每日仅食一餐，总共食用四斗米。 僧稠的栖息之所极为简陋，不设卧铺，疲惫时便以石板为床，日夜皆是如此。在衣着上，他仅穿一身粗糙至极、布缕甚至能嵌入皮肉的衣服，并且长时间未曾换洗。有时饭未煮熟他便已入定，等到醒来时锅中食物已被禽兽吃尽。 在禅定中，僧稠时常思考人在死亡时的恐惧状态，从而达到心神空寂不动的境界。即便多次遭遇强盗威胁与美色引诱，他也始终不为所动，禅定功夫愈发精湛，甚至能深定九日。每次定觉，他都感到心胸开阔，思维澄澈，通身轻盈如羽毛飘举，收获颇丰。 此后，僧稠满心欢喜地前往嵩山少林寺，拜见佛陀禅师，并呈上自己所证之果。佛陀禅师赞叹道：“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对他的禅学造诣给予极高评价，并授予其更深奥的禅学秘密要诀。僧稠谨遵师命，在少林寺继续修行，不久后移居少林寺东边的嵩岳寺，借助嵩岳的灵秀之气，使禅法达到更高境界。 僧稠不仅自身精研禅法，更致力于弘扬佛法。因此到了后来他离开嵩岳寺，渡河北上，游历怀州（今河南沁阳）西王屋山、青罗山、马头山等地。以至于大江南北的众多僧俗慕名追随他学习禅法，他的声望逐渐传遍朝野。 当时的北魏孝明帝曾接连三道诏书，邀请僧稠入宫弘传禅法，然而他皆委婉拒绝，于是他请使者转告皇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贫僧在山中行道传法，同样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孝明帝只好派人将所需物品运至山中供养。 到了北魏孝武帝登基后，也数次下诏邀请僧稠出山进宫传法，然而他依旧婉拒。于是孝武帝便在无奈之下，只得于永熙元年（公元532年）在尚书谷中为他建立精舍禅室，并且还下令聚集僧众加以供养。 到了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东魏迁都邺城，僧稠转而向北，在常山、大冥山一带弘传禅法。刚到常山，他便受到定州刺史娄睿、彭城王高浟等人的崇敬与供养，并且还被邀请到大冥山设坛传戒。于是他开创归戒，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使得燕、赵境内的僧众纷纷前来拜谒，普通民众也开始吃斋断荤。 以至于当地的士族庶民大多慷慨解囊，施舍财物给僧稠等人，然而在这期间有僧人贪恋财物，于是他便抓住时机加以开导，从而教育僧众严守戒律。因此他传教弘禅的威望日益高涨，以至于当时人们称他“道张山世，望重天心”，他已然成为当之无愧的一代佛教领袖。 到了东魏孝静帝在位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东魏掌权者高洋取代东魏称帝，建立北齐政权，也就是北齐文宣帝。到了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下诏，邀请僧稠前往都城邺都弘法传教。此时的他本想像之前一样谢绝朝命，但是因为在使者再三劝说之下，他无法推辞，只得应诏。消息传至邺都，文宣帝高洋亲率文武百官，以朝廷仪仗队出宫到城郊迎接。 鉴于僧稠已经是年届七旬的高龄，因此文宣帝亲自搀扶他进入大内。于是他便向北齐帝后阐讲佛教禅理，文宣帝高洋听得心花怒放，为求正理，当即接受禅道和菩萨戒法，还以身作则吃起素斋。文宣帝高洋随后下令废除公家渔猎制度，禁止天下屠宰生灵，命令国民斋戒修持功德，一时间把北齐变成了一个佛的天下。 僧稠以他的高深的禅学造诣和坚定的弘法信念，深刻影响了北朝佛教的发展，他在佛教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朝时期的僧人以及禅学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