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8年（1929年）西海固地区特大旱灾，通称“十八年大年馑”。从1928年至1930年，连续三年天大旱，农作物绝收，隆德县灾情特别严重。 今天咱们一说西海固，可能想到的是扶贫、是搬迁、是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怎么跟贫瘠的命运死磕。但在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那里的人们，连跟命运死磕的力气都没了。 那是一场几乎要将那片土地上所有生命都吞噬掉的超级大旱，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 咱们把时间往前拨一年，1928年，旱象就已经露头了。春天没下几滴像样的雨，夏天太阳跟个毒火球似的挂在天上，地里的土都干得冒烟。有点见识的老人，看着皲裂的土地，心里就开始打鼓，嘴里念叨着：“年景不对啊。” 那时候的西海固，主要就包括今天的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源这几个地方。这片地，黄土高原的褶皱里，十年九旱是常态。老百姓的日子，就像那地里的庄稼，全凭老天爷赏饭吃。 可这一次，老天爷是铁了心不给饭吃了。 到了1929年，情况急转直下。整整一年，滴雨未下。 春天播下去的种子，连芽都没出，就在土里变成了干瘪的壳。夏天，河沟见底，井水枯干。秋天，本该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却是一片枯黄，连根杂草都找不见绿的。颗粒无收， 这四个字，在史书上看着简单，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绝望的判决书。 在整个西海固地区，隆德县的灾情尤其惨烈。为什么是隆德？咱们得看看地图，隆德在六盘山的东麓，地势高，水源本来就少，靠天吃饭的属性比别处更强。大旱一来，它最先扛不住。 咱们不讲空洞的数字，讲个具体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就叫他老马吧。老马是隆德县沙塘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娃，两儿一女。1928年秋收后，家里的粮食就不多了。老马还想着，勒紧裤腰带，熬到来年夏收兴许就好了。 可他没盼来雨，只盼来了更毒的太阳。 1929年开春，家里的米缸见底了。一开始，是吃糠。就是麦麸、谷壳那些平时喂牲口的东西。没几天，糠也没了。怎么办？开始吃草根、啃树皮。 你没听错，就是把榆树皮、杨树皮剥下来，用石头砸成粉末，掺着土和水，捏成团子，放火上烤一烤，就那么往下咽。 这种东西，刮嗓子，拉不出来，吃多了肚子胀得跟鼓一样，活活憋死。老马的小儿子，就是这么没的。才五岁的娃，饿得皮包骨头，哭着喊肚子疼，几天后，就在他娘怀里断了气。 埋了小儿子，日子还得过。剩下的两个娃饿得眼窝深陷，整天有气无力地躺在炕上。老马和他婆姨，看着娃，心跟刀割一样。 到了夏天，村子里开始出现更可怕的事。 先是有人把女儿卖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娃，换不回几斗粮食，可能就是几块大洋，或者干脆就是能让家里人多活几天的几块干粮。卖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可能是被灾民贩子转手倒卖，也可能是被哪家稍微有点存粮的人家买去做童养媳，但更大的可能，是在路上就夭折了。 老马的邻居，就把十二岁的女儿卖给了路过的客商，换了半袋子黑豆。 很快，连卖儿卖女都没用了。因为有粮食的人家也撑不住了，没人买了。村子彻底安静下来，以前还有孩子的哭声、狗叫声，后来，只剩下死寂。路上开始出现倒毙的尸体，一开始还有人收敛，后来，谁都顾不上了。 然后，“人相食”的惨剧，就这么赤裸裸地发生了。 那么，当时的政府在干嘛？ 这也是一个让人心痛的问题。民国时期的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1929年的国民政府，刚刚在名义上统一全国，内部派系斗争不断，中原大战一触即发，根本无力也无心去应对西北这场空前的灾难。 当时的宁夏、甘肃一带，是“西北五马”的地盘，中央政府的政令，在这里基本就是一张废纸。地方军阀呢？他们忙着扩充地盘、搜刮军饷，对于赈灾这种“赔本买卖”，自然是能推就推。 不是没有救济。 当时上海、天津等地的一些慈善机构，比如“华洋义赈会”，也组织了募捐，想方设法把粮食运进来。但是，杯水车薪。你想想，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要把粮食从千里之外的沿海地区，穿过层层关卡，运到西海固的深山里，是多难的一件事。粮食到了地方，还要面临官僚和军队的盘剥，真正能发到灾民手里的，少之又少。 更讽刺的是，在饿殍遍野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这场大旱，从1928年持续到1930年，整整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已经没有精确的统计了。根据后来的各种资料估算，仅甘肃一省（当时宁夏属甘肃），死亡人数就在200万以上。 西海固地区，十室九空，很多村庄直接变成了无人村。 直到1930年，雨水才姗姗来迟。活下来的人，拖着浮肿的身体，重新拿起农具，在堆满白骨的土地上，播下新的种子。 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像那些被旱死的种子，虽然大部分都死了，但只要有一点点雨水，总有那么几粒，会拼了命地重新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