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开始，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收到周恩来总理一封绝密电报，主要内容是让他们查清当初被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内的党的高级干部，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害的原因。 要说清楚这事，得先知道罗世文和车耀先是谁。 罗世文，是个戴着眼镜的读书人，儒雅、沉稳，典型的“文将”。他早年留学苏联，理论水平很高，是党在四川的最高领导。认识他的人都说，罗书记平时话不多，但说出来的每句都掷地有声。 车耀先呢，正好相反，是个“武将”。袍哥人家出身，一身的江湖豪气，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成了红军的猛将，长征路上也是九死一生。他性格火爆，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就是这样一文一武两位搭档，1940年在成都因为叛徒出卖，双双被捕。从成都到重庆，他们被关进了国民党最森严的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 很多人一听白公馆、渣滓洞，脑子里马上就会浮现出小说《红岩》里的场景。没错，江姐、许云峰、成岗……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很多都和罗、车二人是狱友。 但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历史细节，很多人都搞混了。 罗世文和车耀先，并不是在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跟江姐他们一起牺牲在“11·27”大屠杀中的。 他们的牺牲时间，是1946年11月18日。 比那场大屠杀，整整早了三年。 从1940年被捕，到1946年牺牲，整整六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徐远举之流，对他俩几乎没用过什么酷刑。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反常？对付共产党，军统的手段残酷是出了名的。 原因很简单：杀了他们容易，但国民党要的是他们「活着」的价值。 你想想，一个省委书记，一个省军委书记，这要是能「转化」过来，登报一宣告，对共产党在西南地区的组织和士气，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这在政治上，比杀掉一百个普通党员的意义都大。 所以，六年里，特务们用尽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法子。 一开始是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的引诱。徐远举这些人轮番上阵，跟他们「谈心」，许诺只要点头，马上就能出去做大官。罗世文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被捕前就已经向你们说清楚了。」车耀先更直接，一拍桌子：「不必多言，信仰不同！」 后来，特务们又打亲情牌。把他们的家人接到重庆，想用骨肉亲情软化他们。但结果还是一样。 这场心理战的拉锯，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谈判在重庆举行，毛泽东亲赴重庆。当时，中共方面提出释放所有政治犯，名单里第一个就是罗世文。 但蒋介石扣着这张牌，不放。他还抱着最后的幻想。 到了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彻底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对罗世文和车耀先的策反，也进入了最后的、最疯狂的阶段。据后来调查的史料显示，蒋介石曾亲自下令，对罗、车二人进行最后一次劝降，如果再不「悔悟」，就地处决。 这道命令，成了他们的催命符。 1953年的调查组，找到了当年幸存下来的狱友，拼凑出了罗、车二人最后的时光。 幸存者韩子栋（《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之一）回忆，在牺牲前，特务下了最后通牒。罗世文和车耀先被单独关押，与外界隔绝。 但他们还是想办法给狱中的同志传递了最后的讯息。 在一张草纸上，罗世文写下了那封著名的《狱中遗书》。这封信不是写给家人的，是写给党组织的。信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提醒党要警惕国民党的阴谋。在信的结尾，他写道： 「……在这黎明快要到来的时刻，我们不能先走一步了。设想我们撒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这份遗书，后来被同志们藏在棉衣里，奇迹般地带出了监狱。 1946年11月18日，重庆的冬天阴冷刺骨。罗世文和车耀先被带到了松林坡刑场。据说，临刑前，罗世文依然穿着他那件整洁的蓝布长衫，神色平静。而车耀先，则一路高唱着《国际歌》，怒斥着押送的特务。 枪声响起，川渝地区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倒在了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 他们的死，不是因为特务的严刑拷打，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用生命拒绝了敌人的「优待」。他们用六年时间的坚守，守住了共产党人的气节，也彻底击碎了国民党的政治幻想。 这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原因。他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被敌人杀害」的简单结论。他要让后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烈士，究竟是为什么而死，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经历了怎样的斗争和抉择。 这是为了确立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在任何诱惑和胁迫面前，信仰和气节，是绝对不能交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