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一天，孙健搬出了中南海，因为他已经主动辞去了一切职务。出人意料的是，他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有一卷铺盖，这是由于他当时进京任职时没有携带家人，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说实话，孙健的履历，在当年那批领导里，算是独一份。他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也不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1936年出生，天津人。1951年，才15岁的他，就在天津内燃机厂当学徒。因为肯干、能吃苦、爱琢磨，他从一个小学徒，一路干到了车间主任、厂革委会副主任。他这人有个特点，话不多，但手上的活儿绝对漂亮。厂里有什么老大难的技术问题，找到他，基本都能解决。 机会这东西，有时候就这么奇妙。70年代初，他作为天津市的劳模代表，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有一次，他在会上发言，没讲什么大道理，说的都是车间里生产的实在事儿，结果被中央领导看中了。觉得这小伙子不错，踏实，懂基层。 于是，命运的齿轮开始疯狂转动。1973年，他直接从一个工厂干部，被提拔为天津市委书记。两年后，1975年，更是坐上了“直升机”，进了中南海，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那年他才39岁。 他在副总理的位子上，主管工业生产。他不懂的，就跑去问，去学。他没官架子，经常穿着一身蓝布工装，直接下到工厂车间，跟工人师傅们一起拧螺丝、看图纸。他觉得，办公室里听汇报，不如车间里流点汗来得实在。 然而，这段“传奇”并没有持续太久。 1978年，他的副总理职务被免去，改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到了1980年，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主动辞去一切职务。 为啥？官方的说法很笼统。但从他后来的只言片语里，咱们能大概拼凑出原因。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当领导越来越吃力。尤其是改革开放开始了，国家建设需要的是懂经济、懂科学的专业人才。他说：“我不适应，不能占着位子，耽误国家的事。”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分量千钧。在那个年代，权力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却像扔掉一个烫手山芋一样，主动放下了。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他卷起铺盖，搬出了中南海，回到了天津。 组织上想给他安排个“清闲”的职务，他拒绝了。他说：“我就是个工人，还是让我回厂里吧。”最后，他去了天津一家汽车公司，当了个顾问。说是顾问，其实更像个高级技工，每天还是在车间里转悠。 故事讲到这，你可能会觉得，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了。但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孙健”这个名字，好像带着一种特殊的魔力，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一种精神。 时间快进到2020年，新冠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在北京新国展的入境人员集散点，那地方被称为“国门第一线”，风险有多大，不用我多说。当时有个8人工作组，负责接待、登记、安抚那些刚下飞机、身心俱疲的入境旅客。 这8个人里，就有一个叫孙健的。他是东城区抽调的干部，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旅客行李多到拿不动，他二话不说就上去搭手，把一个个跟成年人差不多大的箱子，硬是“抬、托、顶”地塞上转运车。防护服里的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他也只是呼哧带喘地歇口气，然后继续干。 你看，这个孙健，和当年的孙副总理，职业不同，岗位不同，但那股子实在劲儿，那份二话不说的担当，是不是一模一样？他们都不是为了在镜头前表现什么，就是觉得，这事儿我该干，就干了。 还有一个叫孙健的，是个摄影师。青藏铁路，咱们都知道，那是“天路”。修建过程有多艰苦，是咱们没法想象的。这位孙健，就常年扛着相机，待在工地上，把筑路工人在昆仑山隧道里施工、把铁轨铺到拉萨站的瞬间，都用镜头记录了下来。那些照片，没有华丽的构图，但每一张都充满了力量。 他记录的，不只是一条铁路的诞生，更是一代人“挑战极限”的英雄气概。这种默默的记录和付出，不也是一种“孙健精神”吗？ 当然，时代在变，人也在变。不是所有叫“孙健”的，都能守住初心。 几年前，有个新闻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福建原省长苏树林落马，他的“双开”通报里，有一条是“违规提拔身边工作人员”。 这个“身边工作人员”是谁？巧了，也叫孙健。一个80后，江苏南京人，名校毕业，管理学硕士。本来是苏树林的秘书，眼看着就要被提拔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了，任前公示都发了。结果，老领导应声落马，他的仕途，也戛然而止。 在体制内，跟对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走得正。当你的名字和另一个人的权力紧紧捆绑时，你可能就不是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