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蒋经国突然咯血，撒手人寰。邓公不料蒋经国的死竟会来得如此猝不及防，立即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邓公痛心地说了8个字。对所有人来说，蒋经国之死的确过于突然。

蒋经国并不是那种拥有强大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也不像其父蒋介石那样以强硬刻板的形象示人，更不同于某些善于营造神秘感的高高在上的领袖。他在台湾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始终是一位朴实的老农、豪迈的老兵和亲切的邻里。他常常微笑着与人握手，展现出平易近人的一面。这种亲民作风并非刻意的政治表演，而是他一贯的风格，从他参与修建中部横贯公路项目时就能看出。 上世纪五十年代，蒋经国与参与修路的荣民们同甘共苦。渴了，他像工人一样直接对着水龙头喝水，或用炊具打水解渴；饿了，他随手拿起一个馒头吃。他并不因身份特殊而享有特权。即使后来接掌政权，他依然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外出视察时，他会走入偏远地区了解民情，甚至脱下鞋子涉水过河。哪怕身患糖尿病，依然坚持以普通人的方式生活，饿了就在路边小饭馆买盒饭充饥。 蒋经国的执政举措为台湾开启了全新的时代。他顺应时代潮流，结束了长达38年又56天的戒严，这一决定不仅终结了“蒋经国时代”，也断绝了出现下一个“蒋经国时代”的可能。他同时改变了过去“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开放了老兵回大陆探亲，为两岸的和平交流铺平了道路。这两项举措不仅深刻改变了台湾内部的局势，也为两岸关系以及东亚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无论谁执掌台湾政权，都无法让历史倒退。

1988年1月13日，台北市阳明山中兴宾馆迎来了一个看似平常的清晨。这座经常接待国宾的建筑，却在这一天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天一早，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的身体状况就出现了异常。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开始于一声普通的身体不适的抱怨。蒋经国的贴身侍从副官翁元回忆，当天早晨蒋经国刚起床就表示全身不适，尤其是胃部极为不舒服。接到通知后，医疗团队迅速做出反应，给他开具了胃药。但是这次的病情似乎与往常不同，服用药物后并未出现明显好转。 上午时分，医疗团队又为他注射了营养剂，希望能够改善症状。但蒋经国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焦躁不安。他反复在床上躺下又起身，走几步又回到床上。这种异常的表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不安，因为在此之前，蒋经国一直以沉稳著称。 危急时刻在中午时分到来。12点50分左右，蒋经国突然吐出大量鲜血，几乎装满了半个脸盆。医护人员的处置显得格外仓促，甚至没有对这些重要的病理样本进行留存化验。没过多久，第二次咯血发生，而这一次，成为了他生命的终点。当翁元准备为他重新整理被褥时，蒋经国已经停止了呼吸。虽然医护人员随后展开了抢救，但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对于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公来说，这个噩耗来得太过突然。在会议上，邓公说出了那句充满遗憾的话：＂可惜经国去世得太早。＂这八个字不仅表达了对蒋经国去世的惋惜，更反映了对两岸关系前景的深切忧虑。

国共分裂的根源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深刻的路线分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依赖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支持，试图通过英美列强的帮助实现三民主义；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则将希望寄托于土改和工农阶层的力量，坚信这才是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尽管两党都认可三民主义，但各自认为对方的路径是歪理邪说。无法通过道理达成共识，只能在战场上一决高下。结果显而易见，毛泽东越战越强，而蒋介石则逐渐失去工农阶层的支持，兵败如山倒。 历史评价总结：“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1947年，蒋介石对延安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是否对胜利有过怀疑，毛泽东回答道：“这取决于我们的土地改革是否成功。”蒋介石作为军事统帅无疑出色，但他忽视了工农阶层的力量。士兵大多是普通农民，一旦革命意识被唤醒，他们的力量将无可匹敌。蒋介石最终失去民心，也失去了战场。 进入1980年代，国民党在岛内外面临严峻挑战。“民进党”成立、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因素促使蒋经国开始政治改革。他敏锐地认识到一党独大的局限，主动推行开放政策，并对两岸关系表现出一定柔性。然而，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台独”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空间。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台北街头近百万人为他送殡。许多台湾人认为，如果蒋经国能够多活几年，两岸关系或许会迎来更积极的变化。 蒋经国以亲民、节俭著称。他禁止家人从商，官邸生活简朴，仅靠工资维持家庭。他去世后，仅留下少量积蓄给遗孀蒋方良。从“家族极盛”到“子女星散”，蒋经国晚年的内心郁结可想而知。他希望子女能挑起家族重担，但事与愿违。长子蒋孝文因酗酒和婚姻问题早早病倒，次子蒋孝武因江南案的争议远走新加坡，女儿蒋孝章婚姻不如意，与家人关系疏远。唯一留在蒋经国身边的是幼子蒋孝勇，成为他晚年最信任的人，被外界称为“地下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