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别人要卡我们的脖子，而是我们用教育卡住了自己的脖子！”2023 年深秋，87 岁的姜伯驹院士坐在中学生数学竞赛评审席上，看着眼前一沓沓几乎一模一样的答题纸，突然对着身边的评委们说了这句话。 窗外的银杏叶落在窗台上，像他此刻沉重的心情 —— 这些学生的解题步骤工整得像印刷体，却没有一份能跳出标准答案的框架，哪怕一个微小的新思路都没有。 这让他想起 1953 年的北大宿舍。那时他刚满 16 岁，揣着父亲姜立夫手写的《近世代数》笔记走进校园。系里的周培源先生从不上课，只丢给学生一堆难题：“你们自己推导，下周来讲给我听。” 有次讨论 “纤维丛理论”，他和同学王诗宬在宿舍吵到半夜，把被褥堆成黑板演算，最后发现课本里的一个引理有误。 两人抱着草稿纸冲到周先生家，老先生穿着睡衣就着台灯看了三个小时，最后拍着桌子笑：“错得好！这才是做学问的样子。” 那种不管答案对不对、先敢想敢试的劲头，后来成了他研究 “姜子群” 时最珍贵的燃料。 可现在的学生，好像忘了 “错” 也是学问的一部分。 他去某重点高中听课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道几何题，没等学生开口就先画辅助线：“记住这个套路，高考肯定这么考。” 底下三十多个学生埋头抄写，没有一个人问 “为什么要这么画”。课后他拉住一个学生：“你不想试试别的方法吗？” 孩子摇摇头：“老师说，别浪费时间在没用的地方。” 他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立夫当年在南开教数学，学生算错了题，他反而给高分 —— 因为错得有想法。” 1995 年他刚当上北大数学院院长时，曾想捅破这层 “标准答案” 的窗户纸。 他推动 “自由选课制”，允许学生不上必修课，去听物理系的量子力学、中文系的逻辑史。 有个叫张伟的学生，天天泡在化学实验室，用拓扑学方法分析分子结构，后来成了国际数学界的青年领军者。 但反对声很快涌来：“学生不考学分毕不了业怎么办？”“系里的升学率下降谁负责？” 最后这个制度只推行了三年就缩水成 “选修课试点”，他在院长办公会上拍了桌子：“教育不是给学生套缰绳，是给他们翅膀！” 他见过真正的 “翅膀” 是什么样。1980 年代去普林斯顿访学，他常看到本科生在图书馆角落写论文，题目五花八门：有把拓扑学用到经济学的，有琢磨用群论分析乐谱的。 有个大三学生拿着满是公式的草稿纸找他讨论，说想证明 “姜空间” 的一个猜想，哪怕最后没成，眼里的光也亮得惊人。 反观国内，他带的研究生里，有个学生绩点全系第一，却在开题报告里写 “研究方向参考近三年热门论文”。 “你自己对什么好奇？” 他问。学生愣了半天：“老师，我不知道什么是‘好奇’。” 这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想起自己 19 岁时，在实验室里拆了一台旧收音机，想搞明白电路和拓扑结构的关系。 结果把零件装不回去，被系主任骂了一顿，却偷偷记下了所有错误的尝试 —— 那些 “错误” 后来帮他解决了尼尔森数计算里的一个难题。 现在的实验室里，仪器擦得比镜子亮，却贴着 “非实验课期间禁止使用” 的牌子。 有次他看到一个学生偷偷溜进去做实验，被管理员训斥：“弄坏了赔得起吗？” 学生低着头走出来，手里攥着的草稿纸被揉成了团。 2021 年，他去参加一个国际数学会议，遇到当年普林斯顿的那个学生，现在已是麻省理工的教授。 对方笑着说：“当年跟您争论的错误思路，后来成了我研究的起点。” 姜伯驹突然想起国内某高校的 “创新奖” 评选，获奖项目全是 “在现有理论基础上优化 15%”，没有一个敢说 “我想推翻某个假设”。 他在会上发言时，特意举了这个例子：“我们的教育太怕‘错’了，可科学的进步，往往是从错路里踩出来的。” 如今 87 岁的他，还在给大一新生上 “数学史”。不讲定理，只讲数学家们的 “糗事”：欧拉算错过七次方程，高斯年轻时被自己的猜想困住五年。 有次课后，一个学生红着脸说：“我上周的作业用了个奇怪的方法，虽然答案对了，老师说步骤不规范。” 姜伯驹眼睛一亮：“把你的方法写给我看看！” 那方法后来被证明能简化某类拓扑问题的计算，学生激动得睡不着觉，半夜给家里打电话：“爷爷，原来错了也没关系！” 评审结束时，夕阳把答题纸染成了金色。姜伯驹拿起最末一张，上面有个潦草的批注：“老师，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没时间算了。” 他突然笑了，在旁边画了个笑脸。或许，教育的真谛不是让所有答案都整齐划一，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敢在纸上写下那句 “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