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曾国藩两江总督，浑身是牛皮癣，天下名医排着队给他看牛皮癣，最后也没看好。其实那时候没有激素，没有抗癌药，没有生物针，没有免疫抑制剂，没有照光，最多也就是用一些寒凉中药压制。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864年，大清朝最风光的人，大概就是曾国藩了，他刚因平定太平天国之功获封一等毅勇侯，手握重兵，权势抵达人臣之巅。 然而，这位权倾朝野的两江总督，正被一种上不了台面的病折磨得寝食难安——牛皮癣，在那个没有激素、没有靶向药的年代，这病就是绝症，顶级名医排着队给他看，却也只能开些不痛不痒的方子，眼睁睁看着他受罪。 这种折磨究竟有多要命，它几乎伴随了曾国藩的整个后半生，据说他少年时皮肤就不太好，但真正让这病失控的，是他三十五岁奉旨组建湘军之后。 可压力越大，癣病越重，白天，他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可一到晚上，他就成了被自己皮肤囚禁的犯人。 后背的痒，像有无数蚂蚁在骨头缝里钻，让他整夜无法安睡，油灯下，他一边批阅军情，一边下意识地反手在背后猛抓，日子久了，他官服的后襟内侧，竟被磨得油光锃亮，这份狼狈，是位极人臣的侯爷也藏不住的私密。 这种尴尬甚至会闯入最严肃的公务场合，一次，得意门生李鸿章前来议事，两人正谈论国家大事，曾国藩的背痒突然发作，他只好把双手伸到桌下，死死攥成拳头，强行忍耐。 但李鸿章何等精明，一眼就看出了老师的异样，也只能假装低头看茶，心照不宣，最夸张的一次，是在接见外国领事时，他正要伸手去接那份象征邦交的国书，一阵剧痒猛地袭来，手一哆嗦，国书竟掉在了地上。 这让在场的人都吓白了脸，曾国藩却迅速弯腰捡起，挤出个笑脸，用湖南味儿的官话打圆场：“老树枯根，不免手抖。”一句话化解了尴尬，可内心的咒骂，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为了治病，曾国藩几乎试遍了所有法子，紫禁城的御医也来了，一番望闻问切，最后抛出个万能的诊断：“湿热内蕴”。 并且开的方子无非是黄连、黄芩之类苦寒泻火的药，熬出来黑乎乎一碗，喝下去苦得怀疑人生。 起初似乎有点用，但没几天就变本加厉地复发，民间的偏方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用楝树叶煮水洗澡，他试了，结果皮肤像被针扎火燎，痛痒交加； 当有人说把蛇蜕烧成灰混着猪油涂抹，他也忍着恶心试了，结果腥臭味一个月都散不掉，病却不见好，折腾到最后，他彻底断了治愈的念想。 谁知这病非但没好，反而愈演愈烈，从后背蔓延到全身，到了晚年，他脸上都布满了白斑，严重时甚至无法上朝，大夏天也得穿着高领口的衣服遮掩。 更要命的是，长期的瘙痒导致他严重失眠，连带着眼睛也出了问题，四十五岁后，他几乎夜夜睁眼到天亮，视力急剧下降。 面对这具烂到快要散架的身体，曾国藩却琢磨出了一套奇特的对抗方法，每当深夜痒得实在受不了，他便索性披衣起床，坐到书桌前写字，他发现，当精神高度专注于笔尖在纸上的摩擦时，身体的痒痛感竟然会减轻。 这成了曾国藩的精神止痛药，长此以往，他的书法不仅没荒废，反而愈发苍劲，除了精神对抗，他也有些无奈的“物理疗法”，比如晚年纳妾，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深夜替他抓痒，好让他能眯上一小会儿。 不过，最令人称奇的是，所有见过晚年曾国藩的人，都说他眼神清亮，举止沉稳，完全不像一个被病痛掏空的人。 但这无休止的折磨，反倒淬炼出他惊人的意志力，他在家书中写道：“吾身可病，心不可病。” 然而，曾国藩痛得越狠，心志越坚韧，他甚至能悲悯地写下：“癣疾虽苦，较之民生多艰，何足道哉？”当一个人的格局大到能俯瞰自身的苦难时，那份痛苦也便失去了摧毁他的力量。 同治十一年，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总督任上离世，临终前夜，家人为他最后一次擦洗身体时，发现他脊背上有一道新抓的十字形血痕，那是这具残破身躯留给世界的最后印记。 据说，他的棺木入土时，有百姓将治疗癣病的楝树叶撒在路上，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这位与疾病缠斗一生的总督致敬。 一个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强人，却终生被一种“小病”折磨，这巨大的反差背后，或许藏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肉体已成囚笼，精神还能走多远，曾国藩用他的一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信源】《曾国藩年谱》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