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原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写信给关麟征，说：“老子在前方跟共产党打仗，你们反把我儿子当共产党抓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结果，1949年2月黄翔率部起义，4月儿子和朋友驾着飞机也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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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玲被抓可不是头一回了，前前后后被军统逮了三次，每次的理由都让人哭笑不得，就因为他读了《新青年》和《延安通讯》。

那时候成都国民党军校里，军统的眼线比操场上的蚂蚁还多，学生们看什么书、说什么话都被盯得死死的，黄琪玲爱读书的毛病，愣是给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

黄翔这封信写得那叫一个冲，连教育长吴永周都给捎带上了，要知道黄翔在国民党军队里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平时最讲究上下尊卑，这回实在是被逼急了。

儿子在前线打仗，家里孩子却被自己人当敌人抓，换谁都得急眼。

这事儿说白了就是国民党内部互相猜忌、草木皆兵的真实写照，连高级将领的家属都不能幸免。

说来也讽刺，黄翔在前线跟共产党打得你死我活，家里孩子却因为看几本进步刊物就被当成共产党。

这种荒唐事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比比皆是，特务系统权力过大，动不动就搞"宁可错杀一千"那一套。

结果呢？把人心都给打散了，黄翔后来在1949年2月率部起义，他儿子更绝，4月份直接和朋友开着飞机投奔了解放区，这一家子的选择，简直就是对国民党统治最响亮的耳光。

这事儿放在今天看特别耐人寻味，国民党当年败退台湾，表面上说是军事失利，实际上这种内部倾轧、自毁长城才是根本原因。

一个连自己人都要防贼一样防着的政权，怎么可能赢得民心？

黄翔父子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国民党统治的致命伤，特务统治、内部猜忌、人心涣散。

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当年被军统当成"危险分子"抓起来的黄琪玲，后来成了起义英雄；而那些抓人的特务们，反倒成了历史的笑柄。

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它总会给那些真正有理想的人一个公道， 黄翔父子的选择，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也成了那个大时代的一个生动注脚。

说到底，一个政权要是整天疑神疑鬼，连自己人都信不过，那离垮台也就不远了。

国民党当年在大陆的失败，从黄翔这封怒信里就能看出端倪，而他们一家两代人的选择，更是印证了那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