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25日，李克农吃完午餐后，自感头昏，便想出去透透空气，刚迈出门槛，便觉得头晕脑胀，顿觉浑身无力，紧接着，一头摔在地上，失去意识。
家里人赶紧把他往医院送，大夫拿手电筒照了照瞳孔，转头就喊护士准备手术室——这是脑壳里大出血，再晚半个钟头命就保不住了。
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总理急得把钢笔都摔断了，他亲自打电话给卫生部，让全国最顶尖的脑科专家全往北京赶。
协和医院走廊里挤满了白大褂，有从上海坐专机来的老教授，也有刚从苏联进修回来的年轻大夫。
手术室门口的灯亮了一天一夜，最后总算是把命给抢回来了，可人虽然睁了眼，脑子却像被水泡过的账本，好些事情记不起来了。
要说这李克农可不是普通人，别的开国上将都是战场上真刀真枪拼出来的，他这辈子没带过兵打过仗，可要论功劳簿上记的功，十个兵团司令加起来都比不过。
为啥？人家是搞情报的祖宗，国民党那边管他叫"特工王"，戴笠活着的时候提起他就牙疼。
当年在上海滩，他带着二十几个地下党，把蒋介石的剿共计划摸得门儿清，救过多少同志的命。
解放后搞反间谍，那些潜伏的敌特分子见了他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在医院躺了八天八夜，李克农总算是醒了。
睁开眼头句话不是问自己咋样了，而是扯着沙哑嗓子说："我是党员，不能躺着吃闲饭。"
护士听着直抹眼泪。等能下地了，他让秘书给他弄了个蓝皮笔记本，今天见了谁、说了啥、要办啥事，全都拿毛笔工工整整记下来。
有时候刚写完转头就忘，急得他拿拳头捶自己脑袋。
就这么熬了三年多，到1961年开春，李克农给中央写了封长信。
信上说身体养好了，要把这些年攒的工作都补上，组织上拗不过他，只能派车接送他上班。
结果这老头儿蹬鼻子上脸，今天跑上海查档案，明天回北京审材料，两个月跑了七八个省市。
秘书劝他悠着点儿，他眼睛一瞪："我这命是老百姓给的，现在不多干点活，往后躺棺材里都闭不上眼！"
谁也没想到，这铁打的身子骨到底还是扛不住了，先是咳嗽带血丝，后来喘气跟拉风箱似的。
大夫说是积劳成疾，得卧床静养，可这时候家里又出事了——跟他过了一辈子的老伴赵瑛查出来得了癌。
这老太太也是个硬骨头，国家要给用进口药，她死活不肯："把药留给年轻同志，我活够本了。"
临走前攥着李克农的手说："老李啊，我先去下头给你探探路。"
送走老伴才两个月，跟他搭档二十多年的老战友陈赓大将又走了，追悼会那天，李克农裹着军大衣在灵堂前站了仨钟头。
回家就把存了二十年的茅台酒全搬出来，一瓶瓶倒进护城河。
打那以后滴酒不沾，别人问起来他就说："喝酒得找对的人，现在对的人都没了。"
身边人看着都揪心，这老头儿白天照样上班，夜里整宿整宿咳嗽。
有回半夜秘书去送文件，看见他趴在办公桌上，手里还攥着钢笔，鼻血把稿纸都染红了。
赶紧送医院抢救，醒来第一句话是问："上海那份敌特名单核实完了没有？"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办公室昏过去就再没醒来，大夫说是脑溢血复发，这回真没辙了。
整理遗物的时候，人们在他贴身口袋里发现张发黄的照片，是年轻时和妻子、陈赓在延安窑洞前的合影。
背后用钢笔写着："活着干，死了算，共产党员不讲价钱。"
后来听医院的老护工说，最后那几天李克农一直在念叨两件事：一是台湾还没解放，二是叮嘱秘书把他攒的工资全交党费。
追悼会上，周总理亲自给他扶灵柩，三军仪仗队鸣枪二十一响。
长安街两边站满了老百姓，好些人举着"人民英雄"的纸牌子，雪花落在上头化成水，看着跟眼泪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