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纪登奎去世前，说了一句话：“我不行了，我要死了。”那天他刚吃过晚饭，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本来是散步消食，谁都没想到，一场彻底的告别就在几分钟后发生...... 纪登奎十四岁就投身革命，十五岁入党，那时候抗日战争打得火热，他从基层干起，组织青年参加武装，支前工作做得有板有眼。抗日时期，他当过晋东青年救国总会委员，还兼和顺县青年救国会主席，后来调到鲁西区青年救国总会组织部部长，冀鲁豫区党委第一地委民运部部长，这些职位听着复杂，其实就是动员年轻人上战场，搞生产支援前线。他脑子活络，胆子大，很快就从普通一员变成领导骨干。解放战争时，他转战豫西，担任鲁山县委副书记、书记，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领导土地改革，剿匪反霸，那些年土匪横行，他带队清剿，经验还被推广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纪登奎没闲着，二十六岁就当上许昌市委副书记，负责地方事务。1951年是个转折，那年毛泽东南下视察，专列上召见他，听汇报工作。他汇报得详实，数据准，情况清，毛泽东印象深，从那以后每次去河南，都点名要见他。这份认可让他路子越走越宽，很快升许昌地委书记，才二十八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夸许昌宣传工作经验好，全国学。那几年，他调到洛阳，组建矿山机械厂，当厂长，监督生产，机器一台台组装出来，工业基础打得牢。1958年，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1963年进河南省委常委，处理全省大事。那些年河南农业工业都起步，他参与决策，调研田间地头，帮着恢复经济，改变面貌，群众认可。 六十年代中后期，他一度被关押，但1967年毛泽东巡视河南，问起他：“纪登奎呢？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第二天见面，毛泽东握手说“老朋友了”，还夸他对待群众运动正确。这话一出，他的处境立马变，1969年直接进国务院当副总理，党的九大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十大、十一大继续当政治局委员，主管组织、统战、农业、林业、公安，党政军大权在握。那时候国家大事多，他负责农村工作，调研农业，推广经验，推动生产。七十年代，他还进中央军委，掺沙子牵制一些势力，林彪事件后，地位更稳。1975年正式任国务院副总理，管农林，强调科研要靠亿万群众，大学招生停了卫星还上天，农业丰收，这些话反映当时思路。 纪登奎骨子里惦记农村，八十年代初，国家转向改革，他五十五岁就主动辞副总理，别人看不懂，他自己清楚，比起高位，更想扎根基层。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辞职，1983年安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研究员，正部级待遇，但他不当闲差，风尘仆仆下乡调研。坐硬座火车，省钱为国家，爬楼梯不喘，医生说他六十多岁有三十岁心脏，二十岁精力，能干十年。他调研农村改革，提建议，推动产业调整，那些笔记厚厚一摞，后来影响政策。晚年他低调，住东城区四合院，有专车秘书，但不张扬，生活朴素。家里人后来整理档案，才知他北京军区要职事宜，他从不说。肠胃老毛病，时常疼，但不当回事，简单吃药继续忙。谁知这些是心脏信号，没人留意。 1988年那年，北京夏天热得要命，六月他得肺炎住院，治疗后出院，体检说身体好，无心脑病史。七月十日晚，吃玉米粥配毛豆，看电视突然腹痛，家人以为老毛病，拿药他摆手，说睡一觉就好。午夜他起床透气，刚走几步，脸色煞白，对老伴王纯挤出“我不行了”，就倒地。家人吓坏，十分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车赶到，送北京医院。他自己走进急诊室，还想跟医生护士开玩笑，但心电图一出，医生严肃，血压掉到40/20，抢救马上开始。四分钟意识模糊，三天三夜医院全力救，用设备维持，可心脏骤停，十三日晚九点零六分，走人了，六十五岁。发病前两天，他跟王纯拌嘴，小事，谁想成最后交流。王纯哭一夜，念叨走得太急。她后悔没早注意那些信号。 他走时，桌上稿纸空白，本想写回忆录，记录经历反思，总说还没到动笔年纪，一拖再拖，没机会了。那些年他想把农村调研写成书，帮国家多留点思路，可惜没成。去世后，追悼会低调，从简，他生前不爱排场，身后事也如此。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发消息，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遗体告别，四百多人出席，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等老同事来，乔石、田纪云、秦基伟、习仲勋、倪志福等高层也参加。赵紫阳、万里、李先念、温家宝等住院时看望。生平总结由组织部写，高层审定，定为“优秀党员、忠诚战士、农研中心研究员”，说为革命建设做贡献，没加“重大”字眼，家属没争，只提加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经历，中央同意。没留金银，只一摞农村笔记、信件，这些成遗产，继续影响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