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工作人员合影，照片出来后，高智哭诉：只给我照了半张脸 “1947年7月的一天早晨，机要室外刚传来公鸡打鸣声，高智凑到叶子龙耳边嘀咕：‘老叶，让主席跟咱们拍张照吧？’”那一年，胡宗南部直逼延安，中央机关辗转至陕北靖边小河村。枪声虽渐远，紧张气氛却始终萦绕。军情电报、作战电令、后勤清单穿梭在窑洞与土墙之间，毛主席每日伏案至深夜，最奢侈的休息不过是一袋旱烟、一盏粗茶。 拍照，在当时绝非寻常事。前线缺胶卷、后方缺药棉，摄影机连快门簧片都得省着用。许多红军战士自1927参加革命到解放胜利，只留下模糊影像一两张，更多人连面容都随风沙埋进黄土。机要室的小伙子们早听说，主席年轻时赴韶山祭母都未必舍得拍照片，如今要抓住这次难得的驻村空隙，他们怎肯错过？ 叶子龙原本想拒绝。毛主席正筹划第二年的战略展开：在陕北牵制国军主力，在山东、晋冀鲁豫创造外线歼敌态势。任何分神都可能影响电报起草、作战批示。可他转念一想，机要室的年轻人常年在油灯下译电码、抄原稿，十几岁肩膀便驼成了三十岁的弧度，让他们留下张合影，也算在战火里给青春打一枚钢印。于是，他硬着头皮敲响窑洞门。 毛主席正削铅笔。“这根也短了？”他抬头笑问。叶子龙递上借来的二十多支“施德楼”。主席瞥见那堆铅笔，顺势开了句玩笑：“借人家这么多，总得还点利息吧？合影算利息。”一句话，机要室炸了锅。高智第一个冲出去，搬来一条旧木凳，嘴里不停提醒同伴：“别愣着，把衣领抻平，镜头可挑人！” 小河村没有正规的摄影棚，大家把相机架在院坝，背景是斑驳土墙。李质忠负责排位：高个的站后排，矮个的蹲前排，主席在正中。毛主席扫视左右，见高智个头最矮，便招手：“小个子，前面来。”高智双颊通红，挤到木凳最前端，紧张得手心全是汗，连步枪擦枪布都没带来——那可是他随身护身符。 摄影师暗中叫苦。胶卷只剩数张，光圈不好调，稍不慎便过曝。连按三次快门后，他生怕再浪费，匆忙收机。合影完毕，众人散去。晚饭时，炊事班熬了一锅小米糊，算是庆祝“胜利会师”。谁知三天后，样片冲洗出来，高智的笑容只剩半张脸——镜头裁切失误，让他被“砍”掉了右脸颊。 “我辛辛苦苦搬凳子，竟拍成这样！”高智拿着照片找叶子龙，“您瞧，我只剩左半边。”叶子龙无奈地摊手，条条战线都要胶卷，重拍是不可能的。他把照片拿去给毛主席，想解释缘由。主席夹着烟，盯着那半张脸看了一会儿，说：“打仗不能回头，照相也一样。半张也好，证明你在场。”他把冲好的照片递回去，“以后机会多着呢。” 机会究竟多不多？当时谁也说不准。战事一日紧过一日，中央部队随时准备转移。那张瑕疵照片，高智包了两层油纸，缝进汗衫内侧，一跑就是几百里。鞍钢厂区的军列、陇东山区的驿道、太行山脊的羊肠小路，都见证它被汗水浸成旧皮样的褐色。 1952年，高智调入主席身边做机要秘书，得偿所愿。那时候北京已是建国后的首都，他终于天天见到主席，却不再提重拍一事。多年后同僚问他原因，他笑答：“历史只有一次快门，当时没站好，是我的事。”一句云淡风轻，听者却心酸。 时间进入1960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再起，国内经济困难。毛主席担心秘书、卫士长期留京易脱离群众，下令轮换地方。高智回到陕西干部学院锻炼，离别前夜，他在中南海西门留影，对着镜头比了个并不标准的敬礼——十几年过去，他依旧不太会摆姿势。照片底片存档到今天，仍能看见他嘴角抿紧的皱纹。 1976年9月消息传来，毛主席逝世。高智听到广播的那一刻没落泪，回到宿舍翻出那张只有半张脸的旧照，才终于失声痛哭。多年后有人整理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录，向高智借影。他点头，却不让复制原件，只准拍摄扫描，理由简单：“底片不会再生，岁月也不会再生。” 有意思的是，这张“残缺”照片在书中出现三次。编者解释：距离适合放大的唯一底片只有这一张，“不完美”的镜头反而忠实记录了一个时代。读者翻页，总能在不同章节看见半张笑脸、半截木凳和主席宽厚的肩膀。许多人起初疑惑，后来才明白：战火年代，能够把半张脸留给后世，已是奢侈。 今天再看高智的生平材料，他至死未婚，无子嗣，终身珍藏的仍是那张照片。有人替他惋惜，他却说过一句话：“照片缺了半边，我的人生却因它完整。”听来近乎玄妙，却恰好道出一个通信兵、秘书、革命者对历史的理解——个人影像无论残缺与否，镶进民族记忆，就永远饱满。 回头统计，从小河村到北京，从油纸包裹到扫描重现，这张照片跨越了60年、6000里路，也跨越了一个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时代裂缝。它并没记录烽火连天的炮口，却留住了前线早晨最松弛的一瞬：青年、领袖、泥墙、木凳，和一台只剩几张胶卷的老相机。仅此而已，却足够说明——历史并不总是庄严的宏大叙事，往往由这样的“小插曲”缝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