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曾经说：“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我在坐牢的时候，把房子转到了我妈名下，让妈妈帮我保管，告诉妈妈，我的房子不能动，还反复跟她说了这件事。后来，弟弟做生意亏掉了，妈妈毫不犹豫的就把我的房子抵押了去帮弟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李敖这事儿，发生在七十年代。那会儿他因为嘴巴不饶人，被关进了大牢。进去之前，他心里明镜儿似的，这辈子还能不能翻身，全指望那套房子了。那是他的根，是他出狱后安身立命的最后一张底牌。 他能信谁？想来想去，只有亲妈。于是，他把房子过户到母亲名下，千叮咛万嘱咐：“妈，这房子是我的命，千万不能动。”他妈当时怎么说？拍着胸脯，眼含热泪，保证拿命护着。 听着是不是特耳熟？亲情，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总是显得那么坚不可摧。 结果呢？李敖在牢里数着日子，他弟弟在外面做生意赔了个底朝天。债主追上门，弟弟一跪一哭二上吊，对着老母亲哭诉自己活不下去了。 一边是铁窗里的儿子，看不见摸不着；一边是跪在眼前，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儿子。老太太心里那杆秤，一瞬间就失衡了。她可能也挣扎过，但最后，亲情的天平还是压倒了契约精神。她拿着李敖的房产证，走向了抵押行。 她心里可能还给自己找补：“只是暂时抵押，等老二缓过来了，马上就赎回来。老大那边，他那么能干，以后还能再挣。” 这就是人性最微妙的地方，她不是不爱李敖，她只是更爱那个当下看起来“更可怜”的儿子。 在她眼里，这不是背叛，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 李敖出狱那天，兴冲冲地回家。走到门口，钥匙插不进锁孔。邻居探出头，一脸同情地告诉他：“你家房子，早被银行收走了。” 那一刻，李敖估计比在牢里听到判决时还要绝望。肉体的囚禁有期限，但信任的崩塌，是无期徒刑。他后来在书里写：“人跟人之间，别说什么绝对信任。” 所谓的“赠与”，在亲情面前，随时可以变回“保管”。 法律上那张纸，有时候还真不如饭桌上一碗水端平来得实在。 根据“中国家庭财富观察”今年第二季度发布的报告，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是：在涉及家庭成员的财产纠纷中，因为“代持”和“名为赠与实为借贷”而对簿公堂的案件，比三年前翻了近一倍。技术进步了，法律文书也越来越规范，但人心里的那笔账，永远比法律条文要复杂。 李敖的经历，给他后半生上了最重要的一课：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命脉，交到别人手上，哪怕是至亲。 所以他后来，活得像个斗士，对谁都保持距离，包括他的两任妻子。他跟小他近30岁的第二任妻子王小屯，晚年都是分居在山上，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他不是不需要感情，而是在经历了最彻底的失望后，他选择相信自己手中的笔，胜过相信任何人性的承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临终前，要那么煞费苦心地立一份滴水不漏的遗嘱。他明确规定了给私生女李文的抚养费，但加了一条：“若闹上法院或骚扰李戡一家人则丧失本条权利。” 他太懂人性了，他知道自己死后，为了遗产，这世上最亲的人可能会变成最丑陋的仇人。他用一纸文书，提前堵死了这条路。 这和当年那个把房子轻易交给母亲的年轻人，已经是两个人了。有些成长，代价就是天真。 李敖看似不信，但他心里藏着一个“小蕾”。这是他入狱前的挚爱，一个等了他很多年最后无奈嫁作他人妇的女人。据说李敖在生命弥留之际，嘴里还在喃喃念着这个名字。 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使是看透了人性灰暗面的李敖，内心深处也有一块为“信任”和“真情”保留的自留地。那份信任，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没有经历后来柴米油盐和利益的考验，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 这恰恰印证了那个观点：人性，不是不能信，而是不能去“考验”。 就像你明知道冰在高温下会融化，你非要把它扔进火里，然后骂它为什么不坚硬？这不是冰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重读李敖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让我们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刺猬，对谁都竖起防备的尖刺。而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清醒一点。 李敖用一套房子，换来了一生的警醒。这世上，唯一能无条件信任的，或许只有那个努力挣钱、拼命成长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