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四野军长被评为大校，毛主席得知：他怎么能是大校
1955年，初秋，中南海。“主席，关于贺晋年的军衔，我们觉得评为大校，是不是……太低了？”贺龙元帅带着一丝急切，与彭德怀元帅一同向毛主席汇报，话语间满是斟酌。 毛主席听闻此事，停下了手中的笔，眉头微微一蹙，随即反问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贺晋年怎么能是大校？”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一个军衔评定的质疑，更勾连起了一段长达二十年的革命情谊和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往事。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得从中央红军的“落脚点”说起。
1935年的陕北，对长征走到尽头的中央红军来说，不亚于一片救命的绿洲。当毛主席在哈达铺的旧报纸上发现刘志丹和陕北红军的消息时，那份喜悦是难以言表的。然而，当他们真正抵达吴起镇时，却发现这片根据地正经历着一场残酷的内部“肃反”，刘志丹等一大批陕北红军的创始人，竟然被自己人关押了起来。毛主席当机立断，立刻派人前去制止，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这才稳住了陕北的局面。可以说，没有陕北红军，中央红军就没有落脚地。这份恩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们，是记了一辈子的。 贺晋年，正是这支救了驾的陕北红军的核心创始人之一。他18岁入党，在白色恐怖下搞兵运，后来又参与组建了陕北红军的前身——陕甘游击队。从骑兵大队副大队长到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再到红十五军团的师长，贺晋年是土生土长、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陕北红军将领。将他称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完全符合史实的。这份资历，在全军中都显得尤为特殊。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两个月后，毛主席在袁家沟点名要见时任81师师长的贺晋年。当时，贺晋年正带兵在甘泉前线作战。当他和师政委等人风尘仆仆地赶到时，毛主席笑着环视一圈，亲切地问：“哪一位是贺师长啊？”贺晋年赶忙站起来应答。那一次谈话，毛主席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时局，给了这些长期在根据地苦斗的“老陕”们极大的鼓舞。不久，贺晋年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深造，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和器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安事变”后，毛主席给了贺晋年一个巨大的惊喜。他亲自决定，将贺晋年原来指挥的81师，恢复为红二十七军的番号，并由贺晋年担任军长。这个任命，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对贺晋年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对整个陕北红军历史功绩的一种追认和致敬。那一刻，贺晋年深受感动，他明白，主席始终没有忘记他们这些陕北的“老人”。 抗日战争期间，贺晋年并未像许多猛将一样驰骋于华北、华中前线，而是肩负起了更为特殊的使命——保卫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他历任警备团团长、旅长，肃清土匪、巩固后方，还在黄河边上多次阻击日军的进犯。更重要的是，在大生产运动中，贺晋年带领部队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此毛主席还亲笔为他题写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奖状。这张奖状，后来被贺晋年视作一生的珍宝。
抗战胜利，风云再起。党中央一声令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贺晋年作为万千干部中的一员，义无反顾地奔赴冰天雪地的东北。初到东北，匪患之猖獗超乎想象。有一次，贺晋年在佳木斯主持抗战胜利周年大会，土匪竟敢公然向主席台射击，他的警卫员当场牺牲，会场大乱。三天后，土匪又血洗了两个县城，杀害我方干部二十多人。这彻底激怒了贺晋年。 说起剿匪，这可是贺晋年的老本行了。东北局当即任命他组建合江剿匪总司令部。他从老部队359旅“借”来精兵强将，凭借在陕甘边区积累的丰富经验，雷厉风行，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基本肃清了为祸一方的匪患，为我军在东北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 剿匪大功告成后，贺晋年才真正回归到野战部队的序列。从骑兵纵队司令员，到东北民主联军的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再到1949年整编后的第四野战军第48军首任军长，他率部参加了四平、辽沈、平津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南下途中，他还升任十五兵团副司令员。试想一下，一个从红军时期的师长、军长，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军长、兵团副司令员，这样的履历，无论如何也不该与“大校”军衔挂钩。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由于建国初期贺晋年被调回东北军区任职，与时任东北主官的高岗共事，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尽管他在1952年就被评为副兵团级干部，但在1955年这个特殊的政治氛围下，有关部门在评定军衔时显得格外谨慎，最终只给了他一个大校军衔。 这显然是评低了，而且是低得离谱。贺龙、彭德怀等深知内情的老帅们自然坐不住。当他们将情况反映给毛主席时，主席那句“贺晋年怎么能是大校”，一锤定音。这不仅是对贺晋年战功和资历的肯定，更是出于对那段陕北岁月的特殊情感。最终，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贺晋年的军衔被改为少将。虽然与他四野军长的身份相比，少将军衔在当时也并不算高，但在那个复杂的历史关口，这已是对一位功勋卓著的陕北老红军最大的公正与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