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被解放军俘虏的6名国民党空军夺机叛逃，并掳走3名解放军，当他们驾机抵达台北时，不光受到隆重的迎接，还获得了蒋介石的接见，并拍下了这张照片。
1975年4月25日的北京，春寒尚未褪尽，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铁门在晨光中缓缓开启，65岁的周养浩拎着褪色的帆布包迈出高墙。
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问他想去哪里，这个曾在监狱里吟诵《苏武牧羊》的“书生杀手”几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台湾。”
阳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那张挂着谦卑笑容的脸在阴影里裂开一道缝隙，眼底的冷光像出鞘的匕首，十五年的伪装戏码，终于到了谢幕时刻。
时间拨回1910年浙江江山县的周家宅院。武秀才出身的父亲握着戒尺，五岁的周养浩正背诵《三字经》，戒尺落下的节奏比私塾先生的戒尺更狠。
这个自幼被灌输“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少年确实天赋异禀，十三岁考入省立衢州八中，二十岁已是上海法学院的高材生，连教务长沈钧儒都对这个学生青睐有加。
可谁都没想到，1933年的毕业季，这个本该成为律政精英的年轻人把《六法全书》换成了勃朗宁手枪，军统入职申请表上“愿效忠领袖，肃清奸佞”的誓言力透纸背。
戴笠在复兴社特务处的档案堆里发现了这颗明珠，与那些街头混混出身的特务不同，周养浩的法学背景和缜密思维让他迅速脱颖而出，他策划行动从不靠蛮力，就像下围棋总比对手多算三步。
1941年调任息烽集中营主任时，他把牢房改称“书斋”，允许犯人白天自由活动，背地里却用糖块哄骗孩子走近，暴行连狱卒都不敢直视。
这种斯文表象下的残忍，为他赢得“笑面虎”的恶名，与沈醉、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
1949年重庆松林坡的枪声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性，彼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周养浩却精心布置了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的屠杀现场。
他亲自把杨将军从贵阳骗到重庆，看着特务用匕首捅进将军胸膛时，还能微笑着整理西装领带，十二天后，这位“书生杀手”在昆明机场被起义部队截获，军装口袋里还揣着飞往台湾的机票。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二十六年里，周养浩把监狱当成另一个息烽集中营，他拒绝签署悔过书，把审讯室变成法庭，用法律条文为自己辩护。
当其他战犯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始反思时，他躺在病床上装病呻吟，把《金陵怀古》念得抑扬顿挫。
1975年3月全国特赦时，这个抗拒改造最顽固的战犯竟也被释放，据说是因为毛主席批示“一个不杀，全部放掉”。
走出功德林那天，周养浩的表演堪称完美，他对送行干部鞠躬致谢，转身就向香港记者控诉“大陆迫害”。
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里，这个曾亲手活埋革命者的刽子手，晚年却因台湾当局拒绝其入境而郁郁寡欢。
1990年临终前，邻居听见他整夜背诵《苏武牧羊》，只是歌词里的“心存汉社稷”早已换成“魂归蒋陵寝”。
当年被周养浩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如今塑像矗立在烈士陵园，而亲手杀害杨虎城的凶手，最终化作异国墓园里无人问津的枯骨。
或许这就是天道轮回，有些人的忏悔写在特赦证书上，有些人的罪孽刻在民族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