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开国少将吴效闵被隔离审查，可他却住在独栋小洋楼，并配了警卫员，有人好奇问他原因，吴效闵神秘一笑：“多亏了老战友！”
1937年，吴效闵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年才入党，尽管参军、入党的时间比较晚，但吴效闵在战场上的表现却是相当出色。
1955年，战功卓著的吴效闵因为资历比较浅，只是被授予上校军衔。陈赓知道后，就说了一句：吴效闵是打过硬仗的人，值得更高的军衔。
1964年，吴效闵就被补授少将。
1969年，时任13军军长的吴效闵，因为出身问题遭到了冲击。
吴效闵出身山西太谷的商人家庭，在特殊时期，因为家庭出身，有人怀疑，他的阶级立场有问题。
为了查清楚，身为13军军长的吴效闵，就被隔离审查。
那时，被审查的将领或干部并不少，但大部分被审查的将领，都是被下放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有的甚至被关进了牛棚，吴效闵却比较特殊。
吴效闵既没有被下放劳动，更没有被关进牛棚，而是住进了小洋楼。在这里，吴效闵衣食无忧，可以看到最新的报纸，甚至还给他配了警卫员，这种待遇，与其他被审查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次，有个老部下去看望吴效闵，发现吴效闵被隔离审查，却过得如此滋润，就很是纳闷。
见老部下纳闷，吴效闵神秘一笑，解释道：“不瞒你说，多亏了老战友，我才能过得如此舒坦！”
吴效闵口中的老战友，指的是李德生。
李德生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早在抗战中，两人就认识了，而且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3年，在太岳反扫荡中，吴效闵、李德生一起突围，那时，两人只剩下半袋炒面了。
吴效闵认为，李德生扛机枪，体力消耗比他大，就主动让李德生多吃一点。在这之后，两人多次并肩作战，从抗日战场打到了解放战争，又从国内打到了朝鲜，在朝鲜战场上，两人同在一个指挥所。
1951年，美军往李德生、吴效闵所在的指挥所扔了炸弹，两人都被震伤，但都大难不死。
这段经历，被吴效闵称为“过命交情”。
到了1969年时，李德生、吴效闵已经认识了20多年，又有着“过命交情”，所以远在北京的李德生听说吴效闵在昆明遭到了审查，第一时间就给调查组下达了指示，要求“不得采取非法的手段”。
李德生不是口头指示，也不是只发了电报，而是下达了正式的批示，这样，调查组就比较重视，他们不敢对吴效闵进行刑讯逼供。
除此之外，李德生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多次飞去了昆明探望吴效闵。
在探望吴效闵的时候，李德生还对调查组说：“我和老吴是老战友，又是老乡，他的情况我清楚。”
调查组的人听了这话，顿时反驳道：“李主任，你是河南人，吴效闵是山西人，怎么算，你们都不是老乡吧？”
李德生笑道：“我的夫人曹云莲是山西榆社人，我是山西女婿，抗战中，我又在山西打了8年仗，算是半个山西人，你说我和老吴算不算老乡？”
调查组对此哑口无言，只好不再多言。
吴效闵被隔离审查后，一开始是被关在了条件很差的隔离室，李德生对此颇为不满，他不忍心看到老战友吃苦受罪，就干预了此事。
在他的干预下，吴效闵才从隔离室，被转到了配有警卫员的小洋楼。
李德生知道，身为山西人的吴效闵爱吃醋，每次去看望吴效闵的时候，李德生总会给他带一些山西老陈醋。
在李德生的帮助下，吴效闵虽然被隔离审查，日子过得却还算滋润。
但调查组并没有因为李德生而放弃调查吴效闵。
只是调查组审查了很久，一天做三次笔录，从政治经历、经济往来、亲属背景等等，翻来覆去问了好几遍，结果就查出吴效闵16岁那年欠过学费。
吴效闵的父亲虽然做布匹生意，是个商人，却没有干过什么坏事。
见调查无果，调查组很是不甘，又开始重点调查他“是否被俘”以及“是否保留私有财产”。
但吴效闵从军30多年，从未被俘，他的工资和补贴一半寄给了家乡建小学，剩下的大部分寄给了烈士的家属，他本人并没有多少私人财产。
审查了2年多以后，调查并未发现吴效闵有什么问题，加上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持续施压，对吴效闵的审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971年，吴效闵的审查结束后，就被调到了昆明军区分管国防工业，但他的职务仍是军长。
1972年，吴效闵以军长的身份去北京开会，其他军区都是军区副司令员出席，现场只有吴效闵一个军长，所以周总理很快就注意到了吴效闵，并调侃道：“都说云南有十八怪，我看有十九怪——军长搞军工！”
在李德生的举荐下，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吴效闵于1973年升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
令人惋惜的是，1977年，吴效闵突发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这时他才56岁，属于英年早逝了。
李德生听说吴效闵英年早逝，悲痛不已，在吴效闵的追悼会上，李德生亲自题词：“战友情深，寸心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