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接线员接到神秘电话，被司令一把挂断，挽救我军8000兵马 “1941年6月17日零点刚过，电话里一个生硬的男声急促地问：‘坐标是多少？总部着急！’”这句话像冷水一样浇在夜班接线员小常的后背。晋察冀军区第二分区临时指挥所坐落在深山洼里，电话另一端自称“总部”，却连最基本的暗号都没对上。小常犹豫了一秒，刚张口，话筒却被身后伸出的手按死——来人是分区司令郭天民。他只说了三个字：“挂——不准说。” 黑暗中，煤油灯摇出昏黄光圈，众人屏住呼吸。郭天民没浪费时间，直接把守夜参谋叫到简易地图前：“一分钟内，筹备转移，按西南撤退路线走，所有装备轻装负重，通讯器材带上，活物一律就地处理。”语速极快，却条理分明。参谋怔了两秒，立刻跑出洞口，牛皮哨子尖锐响起，睡梦中的战士翻身起跳，半小时后整支部队消失在夜色里。 沿山梁狂奔时，有人低声嘟囔：“刚才真是总部？”旁边的老通信员摇头：“别傻了，真要核对坐标，先要打暗号。问都没问，八成是日本宪兵在试探。”他一句话点破关键。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日军推进到太行山腹地，电讯侦察手段越发娴熟，他们经常截获我军线路、假扮上级指示，如果谁大意泄露位置，后果不堪设想。 凌晨两点，部队刚翻过第二道山梁，身后烧光冲天。敌人炮火覆盖了原指挥所，钢弹把石洞轰得坍塌。战士们明白：若再晚十分钟，恐怕已成焦土。有人拍着膝盖直喘粗气，郭天民却没松口气，他叫来情报科长：“日军怎么摸到咱这条线，必须马上查。” 搜捕小队以老百姓模样出村，天亮前撂倒三名伪军，其中一个胖翻译抗住冷风，嘴唇紫得发抖。郭天民盯着他，只一句：“电话谁接进的？”胖翻译抵不住威压，招出原委：日军工兵部队在“扫荡”中踩断谷地电话线，顺着线路找到分区备用机，试探成功后，派他冒充八路军接线员拨通。“他们让我们反复记住一句话：先下手为强。”胖翻译说着，声音越发哆嗦。 线怎么暴露的搞明白了，可更棘手的事来了——侦察哨报告，“敌军主力一个加强大队，接近一万人，由井上联队长亲自指挥，沿咱撤退路线追击”。地形狭窄难以展开正规防御，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作战会议气氛压抑，副司令主张继续南撤，“路再苦，先保存有生力量”。政委担心长途奔袭造成掉队，提议分散游击。众说纷纭，难有章法。 郭天民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圈，低声一句：“放线钩鱼。”他要用电台做饵。具体做法是：一支三十余人的突击队假装大部队主心骨，携带功率最强的电台，故意在敌军侦察频段上放出“我主力将在天井关集结”字样。突击队沿小路向北，电报重复播放。敌侦察班果然截获信号，立刻向井上汇报：“二分区指挥机关在北线。”井上大喜，带主力直奔“天井关”。 真正的八千人马则改走南侧羊肠小道，夜里翻越分水岭，再穿密林。由于电台被“绑”在前头，日本人凭方向追击，却逐渐陷入沟沟壑壑。半天后下起小雨，山雾封路，日军整个纵队被地形撕成数截，速度大降。反观我军在熟悉地形的地方如鱼得水，中午前全部抵达安全区。郭天民站在坡顶，看见远处山谷回音阵阵爆破声，那是后卫伏击队在收紧包围，“鱼”已经上钩。 短暂休整后，工兵们拆掉曾被敌人利用的旧线路，全部改成暗埋式电话线，并在关键节点安装自毁装置；通信股补课整整两晚，谁都背烂了口令：“未验明电号，一律沉默。”小常被留在通迅队，郭天民拍着他肩膀：“你那一秒犹豫差点要命，记住教训就好。”小常脸涨得通红，大声回答：“保证再也不给敌人开门。” 事后统计，这次突围八千三百零七人脱险，仅三名后卫轻伤。井上联队却在山区迷失整整两昼夜，死伤逾百，并付出丢失大量物资的代价。日军档案里称那次为“石岭夜雾失踪事件”，至今原因成谜。 多年以后，郭天民回忆：“突围能成功，靠的是纪律——脑子再灵光，没有纪律也会坏事。敌人一步之差，我们活下来了。”他说完沉默片刻，抬头望向空旷山谷，那地方已长满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