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

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当天，李维嘉将修好的怀表揣进长衫内袋，他像往常一样走向街角邮箱，第三格铁皮门开启时，指腹触到了情报卷成的烟盒形状。     这个动作他重复过无数次，却在今日多了几分异样，弄堂口卖报童的报纸仍攥在右手里，与约定的左手拿报暗号不符！     拐进吉祥里时，李维嘉的余光扫过自家石库门，几个陌生男人正在他家门口徘徊张望，有人甚至踮脚趴上墙头朝院内窥探。     一个帮佣的小女孩正站在门口，她的右手虚晃着，左手却藏在背后扯动袖口，那是三天前李维嘉教她的“虎穴”信号。     李维嘉继续往前走，脚步却比平时快了两拍，他没有回头，如同普通路人般平静地转过巷角，消失在特务视野之外。     他又看到，卖酒酿的王阿婆低头搅动木勺，动作比往日慢了半拍，这是确认危险的暗号。     他立刻就意识到，党内出了叛徒。     就在两天前，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李维嘉曾冒险向上级请示营救方案，约定4月18日会面。     但接头人迟迟未出现，这反常已让他心生警惕，此刻家门口的特务已经证实了最坏的结果。     敌人已掌握了他的住址，整个重庆地下网络危在旦夕。     1948年的上海，地下党与特务的博弈已到白热化阶段。     中统、军统等八个特务系统在这座城市织起密网，仅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就有近万名特工活跃。     李维嘉所属的中央特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执行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战略。     出卖李维嘉的正是地下联络员任达哉，他在行动中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包括李维嘉在内的多名党员信息。     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带队抓捕，此人以酷刑逼供闻名，手中血债累累。     但是当特务们冲入李维嘉家中时，却发现目标早已消失。     徐远举不会想到，这次失手竟源于一个小女孩，革命队伍与街坊建立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化为无形的盾牌。     李维嘉脱险后第一个想到的是陈然，作为《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掌握着重庆地下党的核心网络。     这份创刊于1947年7月的报纸，在《新华日报》撤离后成为传递解放战场消息的生命线，每期印刷量从百份激增至千份，犹如插在敌人心脏的匕首。     时间紧迫，李维嘉用暗语写信示警：“近日江水暴涨，希望弟速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沿途平安。”并署名借用江姐两岁儿子彭云之名。     但陈然从未见过李维嘉笔迹，对落款生疑，加之当时他正在赶印最后一期《挺进报》，他坚持到完成印刷任务才撤离。     正是这关键的两天延误，导致特务破门而入，陈然被捕。     李维嘉后来换上商人装束，直奔肉铺寻找负责《挺进报》发行的刘镕铸，买牛肉递钱的瞬间，他将卷成细条的情报塞进对方手中。     刘镕铸心领神会，假借“出城进货”之名，带着叛变人员名单和地下党信息突破封锁，星夜兼程送抵上级组织。     当刘镕铸在城外接应撤离同志时，李维嘉选择留在危机四伏的重庆城内继续战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李维嘉在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发现，1948年4月18日的特务行动代号为“猎鹰”，目标正是沪西的地下党据点。     若不是那个小女孩的警示，整个情报网可能就此瘫痪。     李维嘉晚年白发苍苍时，对1948年那个傍晚的记忆依然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