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6年，吉林发生了极为罕见的流星雨，毛主席听到后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 （参考资料：2007-12-13 凤凰网——贴身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最后时刻） 自古以来，人类便对头顶浩瀚星空与脚下大地变动，充满了无尽的敬畏，当一颗流星划破夜空，抑或大地无端震颤，人们总会忍不住追问：这究竟是不是某种预兆？ 在中国古老的观念里，这种追问早已形成了一套深刻的哲学体系——“天人感应”。 无论是“天上一颗星，地上一盏灯”的朴素对应，还是“流星陨落，灯灭人亡”的宿命联想，都试图在广阔宇宙与渺小人生之间，建立一种神秘的联系。 人们习惯于将这些说法轻易归为“迷信”，然而，当目光投向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1976年，或许会发现，在简单的标签之下，竟隐藏着远比想象更为复杂的历史回响。 1976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有些不同寻常，3月8日下午，在东北吉林地区，一场震惊世界的宇宙奇观悄然上演。 伴随着撕裂空气的呼啸声，一场规模空前的陨石雨从天而降。这并非寻常流星，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其中，仅超过100公斤重的陨石就有三块，而最大的一块，重量竟达到了惊人的1770公斤，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当时美国所珍藏的世界最大陨石的重量。 当这个消息被送到晚年的毛主席面前时，引发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据看护孟锦云回忆，毛主席听得格外认真，报告一完，他沉默良久，被人扶到窗边，久久凝望着夕阳沉落的天际。 面对孟锦云“天上怎么会落下那么多石头呢”的疑问，毛主席表示，这种事情历史上有很多，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记载。 紧接着，毛主席便说出了开头的那番话，而当孟锦云直言“这全是迷信，古人瞎编的”时候，毛主席并未立刻反驳，反而陷入更深沉的思索，最后仿佛自问又仿佛在提问般低语：“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 这个问题，犹如一颗投入历史深潭的石子，层层涟漪由此激荡开来，就在这场罕见的陨石雨之后，中国的命运果真迎来了剧烈的动荡。 古老的历法中有这样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谚语：“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而1976年，恰恰便是一个闰八月之年。 更有人不免设想，若翻阅历史数据，或许会发现，在闰八月的年份里，“天灾人祸”的发生频率似乎确实要高一些，且不论这种统计学上的猜想能否站稳脚跟，1976年发生的一切，都为这句古老的谶语增添了沉重的注脚。 这一年，三位国家巨人——周总理、朱德、毛主席相继与世长辞，一个时代由此落下帷幕，也正是在这一年，7月28日的凌晨，河北唐山，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瞬间将城市夷为平地，数十万生命在睡梦中罹难。 天降巨石，伟人相继陨落，更有大地撕裂，这些事件在同一年接踵而至，仿佛共同指向某种超越寻常逻辑的宏大叙事。 面对这诸多“巧合”，人们还能仅凭一句“毫无科学根据”或“迷信”就一概而论吗？ 或许，人们应该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古人的智慧，中国的农历，本质上是一种月历，其制定基于地球与月球之间精确的相对位置。 众所周知，地月引力直接控制着地球的潮汐，而现代科学也正在探索这种引力作用是否会对气候乃至地壳板块的构造运动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如果这种关联存在，那么中国的历法——特别是像闰月这种为修正周期而设的特殊节点——可能恰好捕捉到了某些自然节律变化的微妙信号。 如此一来，那些古老的说法，或许便不仅仅是凭空想象，反而可能根植于长期观察与经验积累的“经验之谈”。 这种思路还可以延伸到更广阔的历史图景中，过去人们谈论的“五胡乱华”，以及世界历史上诸多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大规模入侵和迁徙，现代研究发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往往都有气候剧烈变化的影子。 当草原干旱、生存环境恶化时，他们实际上是为自然所迫，不得不向外谋求生路，如果中国的历法确实与这些气候、地质的周期性变化有着更紧密的内在关联，那么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种宏观环境变化的预警系统。 而对于那些身体虚弱的老人或病人来说，他们对气温、气压等环境变化的感知本就更为敏感，这或许也为“灯灭人亡”的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经验解释。 诚然，这些探讨目前多停留在推理与猜测层面，但无疑为人们探寻经验智慧与科学规律的边界，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 因此，当人们再次回望1976年的星陨、天灾与哲人离世时，所看到的不再是一系列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人们看到的是一次关于“天人关系”的深刻对话。
